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阐释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完整准确地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与科学内涵，是我国经济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2023年，学者们从理论创新性、方法论意义以及实践向度等方面，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一致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导。有研究概括提出了美、实、效、协、共五个鲜明特征，作为认识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体系、思想逻辑、丰富内涵的钥匙。其中，“美”是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统筹需求与需要，旨在构建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核心要义是让全体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实”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统筹经济学与哲学关于价值的双重意蕴，旨在构建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强大物质基础的经济学；“效”是从经济规律和发展实际出发，统筹政府与市场，旨在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构建；“协”是从新发展阶段出发，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旨在构建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共”则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公平，旨在构建共同富裕、天下大同的经济学。谢富胜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包括三类：一是对经典理论的丰富、发展和重新组合。二是结合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经验，赋予经典理论新的内涵。三是全新的原创性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回答或解决的，但社会主义实践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或是事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问题。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统一，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将稳与进、危与机、供与需、内与外、破与立、远与近等辩证关系贯穿其中，彰显了大国经济治理智慧，也凸显了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和方法论意义。逄锦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解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过程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强调坚持好、运用好一系列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方法论的新飞跃。顾海良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以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而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以及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充分显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方法论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亮底色。

 

科学理论的实践性在于能够及时回答时代之问。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实践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而深刻回答了事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颜晓峰指出，新时代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复杂局势，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丰厚土壤。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性，不仅在科学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充分展现，还在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行动指南中得到彰显。韩喜平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性体现为对中国经济发展之问的有效回答，进而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新力。可以说，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在统合古今之变、把握历史大势的基础上谋划现实工作、面向未来的宝贵思想结晶。

 

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旨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是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刘凤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规律体系思想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张开等在梳理既有研究后总结道，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指引。随着我国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进一步丰富，经济理论界更加注重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相关研究也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学理化和精细化特点。

 

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深入

 

2023年是马克思逝世140周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开展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强调了其所蕴含的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当代价值。学者们以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生产和积累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平均利润和价格理论以及地租理论等为理论进路，积累了丰硕的学术观点与成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方面，学者们更多关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新变化、新特征，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进行深层次剖析。王生升等指出，从历史长周期视角看，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矛盾以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矛盾累积深化的必然结果。有学者对此总结道，金融资本主义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演变路径及其后果。但这种矛盾的转移不等于矛盾的克服，金融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从数字技术到数字经济形态再到数字化生产方式，由此揭露数字/智能拜物教以及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本质，依旧是2023年政治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刘震等指出，数据逐步完成了商品化、生产要素化、资本化的发展历程，相比于传统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数据资本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积累性，同时在拜物教性质方面也展现出了全新的特征。朱春艳等认为，数字拜物教是数字技术与资本媾和而产生的拜物教的新形态。数字技术构成的虚拟场所成为资本积累的新场域，数字技术在资本的操纵下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形成全方位控制，资本的新剥削形式带来全面异化。吴欢等认为，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数字资本运动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数字异化程度，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我毁灭作出了历史性铺垫。韩文龙将研究视野扩大至全球范围，认为正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加强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规则优势长期主导世界市场，平台经济才得以不断重塑世界市场。刘皓琰等进一步概括了当前数字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一是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二是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数字输出的意义更为重大；四是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五是更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数字殖民。数字帝国主义所依赖的掠夺式生产关系使其充斥着内外矛盾，而其推行的霸权主义也终将被更加符合世界人民愿景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所替代。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周文认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一要“化中国”，立足于总结和提炼中国经验，实现“实践—经验—理论”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二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突破和重构既有经济学理论的范畴和方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化发展。刘爱莲等指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实现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以及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同时关注社会主义本质属性问题，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优势。

 

“两个毫不动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2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使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成为继资本特性大讨论后的又一研究热点，推动民营经济理论创新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任务。邱海平指出，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从而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及其发展在国家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蔡继明认为，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而要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必须创新价值和分配理论。还有学者专门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角度，强调了民营经济和国家经济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以及做优做大做强民营经济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总体来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必须要在理论上重新认识民营经济，对民营经济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争论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与阐述，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营经济理论体系。

 

新质生产力，即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自2023年9月被提出以来就备受学术界关注和热议。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洪银兴指出，生产力性质和质态有新旧的区别。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新旧动能的转换，其内涵在宏观上体现为新科技、新产业、新能源。陈宪指出，新质生产力指的就是能够代表新兴技术、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兴产业的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的总和。胡莹认为，新质生产力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范畴，而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目标，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引领性和超越性等特点的生产力。朱克力认为，“新”的关键在于创新驱动，“质”的锚点在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可见，这一崭新概念是基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实践和战略部署而提出的，是对我国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命题。

 

在百余年的奋斗历史中，中国取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都无法解释的发展奇迹，具备了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与典型条件。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正如有学者所言，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刘伟强调，我们应当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凝练中国实践中的问题，并使之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范畴和思想要义，系统性地概括其不可或缺的“知识点”，进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创造范畴基础。董志勇等指出，要以现实问题为引，结合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在比较分析中寻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学在理论和现实层面进行有效对话及融通的潜在空间，力求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延伸与拓展。冯根福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构中国经济学底层逻辑的影响，不断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文化使命。李涛则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学术体系，不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更要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研究如何加快推进经济现代化、推动人类发展进步。

 

聚焦高质量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202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学界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运用其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观照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积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统筹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新型工业化为重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的最大关注点之一。作为有效释放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新型工业化呈现出新的效率源泉、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组织形态、新的约束条件等新特征。曲永义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既要遵循各国工业化一般共性规律，又要立足国情实际。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市场化为动力、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辅相成等是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黄群慧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学者们一致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形成创新引领和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将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所在，也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学者们围绕如何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如何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如何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积极建言献策。臧旭恒认为，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基点，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偏上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贺京同指出，居民消费的长期平稳增长要以不断提升的有效供给作为支撑。弱化投资趋同、加强但不限于高新技术领域创新能力的培育、助推企业形成稳定预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是提升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刘志彪进一步指出，扩大内需战略是从市场需求规模方面增强发展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从优化供给结构方面提升发展动能和质量，因此有必要把两个战略有机结合，重塑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培育新的动态竞争优势。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系统回顾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取得的历史成就、面临的内外挑战，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予以展望，同样是2023年我国经济学界热议的重点话题。洪俊杰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能仅停留在规模体量上，更要注重贸易结构和模式、产品国际竞争力、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等。特别是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规模稳定、结构优化、质量提高。盛斌强调，要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将其作为推进中国“制度型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还有学者指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体两面”，要通过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使“国际循环”有效促进“国内大循环”，进而实现双向联动。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2023年ChatGPT的横空出世，为数据要素、数智技术、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治理等研究赋予新内涵，而从学理层面解读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和数字经济监管等，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重点。李三希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产业数字化不断提速、数字化治理成效显著、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四大特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体系，是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任保平指出，以数字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强数字技术创新，提升科技现代化水平；加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数字经济的“并联式”发展优势，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发挥数字治理的有效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关注平台反垄断监管问题，特别是算法共谋、价格歧视等滥用市场力量的垄断行为研究。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既需要在理论上准确把握，也需要在实践中找到合适路径。黄承伟指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核心内容，高水平的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本质要求。魏后凯指出，从综合性看，城乡融合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全面融合概念，包括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居民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等方面内容。从互补性看，城市与乡村在功能定位、人口分布、产业活动、聚落形态、文化特色等方面均具有明显差异，需要在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上实现互补。从多元性看，应当立足区情、因地制宜，走多元化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郭克莎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和难点。我国必须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推动城乡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再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立足新征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学者们围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新问题、新任务及其破解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探讨。郝宪印等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促进各大区域板块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深入推动各类区域发展战略的融通与协调。各地区也要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总体布局中找准定位，在顺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走势中塑造区域发展新优势。陆铭指出，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所追求的不仅是经济总量增长，更是人均意义上的提高和平衡。而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相对平衡，就需要差异化的政策。孙久文认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形成总体区域战略，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与规划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引导作用，同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城市化动力机制效能，以及市场对于区域发展的拉动作用。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进而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现实技术与鲜活文化。郭兆晖认为，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方式，其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推进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杨冕指出，我国已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需聚焦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关键领域，合理构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体制机制。陈诗一认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需要同步推进工业部门碳减排与能源发展转型，特别要推动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的脱钩。林伯强进一步从推动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指出，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加速能源生产清洁化、助力能源电力产业链升级、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能源数字化领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加快金融高质量发展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学者们一致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李扬指出，建设金融强国，既有世界的共同性，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指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极其鲜明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吴晓求认为，金融强国是建立在一国经济的创新、可持续增长以及完善的法治和高度的契约精神等软实力基础之上，而发展资本市场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中之重。杨涛指出，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和路径，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主线，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高效对接即是重要抓手。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转型金融以及金融监管、金融开放、金融环境等具体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以期更好把握中国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反思与展望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成功经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沃土。2023年，我国经济学界继往开来、再谱新篇，围绕经济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扎实全面的学术研究，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认识和把握。然而，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相比，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体量相比，与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相比，基于中国情境、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理论少之又少，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远远滞后于实践发展，学术自信亦尚未建立。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重要的关键词是“自主”，而摆脱“西方中心论”是实现“自主”的基本前提；中国经验的独特价值是“自主”的底气所在。在西方经济学基本框架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有可资借鉴之处，但不应成为常态乃至主流。

 

面对新征程，我们已发展到需要原创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全新阶段，需要立足中国实践推进经济学范式变革。这种范式变革是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中国的基本制度、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是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是对“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兼收并蓄与融会贯通，是通过实地调研、举办研讨会、建立学术共同体等形式而推动的多元学术交流。可以说，能否建构起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什么样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决定着中国经济学的现在，更关涉中国经济学的未来。2024年，热切期盼我国经济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饱含学术热情、理论勇气和创新魄力，敢于提出更多源于实践而又能指导实践的代表性观点、标识性概念、创新性方法，为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作出积极探索，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执笔人：张天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