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当前有潜能的消费包括：提高收入和减少债务负担带来的消费扩张、产品和功能创新引致的新消费、消费升级推动的更高品质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消费者环境责任意识增强带动的绿色低碳产品消费、体制改革和政策完善释放的受抑制的合理消费。影响消费潜能的因素有多方面，包括收入、供给和需求等，释放消费潜能需要从收入端、供给端和需求端多方发力，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

　　

 

由于收入增长放缓、居民杠杆率上升，目前，居民债务余额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明显上升，表明至少部分家庭由于收入需用于偿还债务而无力保持或扩大消费。要在促进经济整体回升向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从收入端看，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和减轻家庭负债负担作为释放消费潜能的根本途径。从数据看，疫情对我国家庭部门的收入与资产负债状况产生的影响持续制约消费。在疫情冲击下，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由2019年上半年的8%回落至2023年上半年的5.4%，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由8.2%回落至4.4%，表明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增速放缓程度更大，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加不利于消费的稳定。在负债方面，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9年末的56.1%上升至2023年上半年的63.5%，提高了7.4个百分点，债务余额扩大了约23.3万亿元。由于收入增长放缓、居民杠杆率上升，目前，居民债务余额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明显上升，表明至少部分家庭由于收入需用于偿还债务而无力保持或扩大消费。要在促进经济整体回升向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我国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高主要是受居民收入占比低制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在43%—44%，远低于全球60%的平均水平。

 

要针对不同人群，分类施策提升居民收入，对低收入居民，要通过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水平等方式抬高收入底线，共享发展成果；对普通劳动者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普通员工工资、高管收入和股东分红应有合理比例；对专业技术人员，要加大工资制度改革力度，切实落实按劳分配原则，使广大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光明地享有体面的收入水平，降低收入的不规范和灰色程度，有研究表明不规范和灰色收入的消费倾向更低，影响消费潜力释放。拓宽全体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居民参与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的机制。要进一步研究出台降低居民过高债务负担的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降低存量贷款利率，加大利息支出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加快推进个人破产制度建设，允许对个人债务实施债务重组等。

　　

 

适度扩大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公共消费，特别是要加强医保风险分担功能，加大对家庭难以承受的重大疾病、长期护理等的保障共济程度，进一步完善医保异地结算制度等，提高消费信心。

 

从供给端看，要把加快科技创新和补齐服务供给短板作为释放消费潜能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一些重要的消费行业技术进步放慢，导致消费者消费意愿下降，也制约了消费增长。如近年来手机缺乏重大技术突破，换新频率明显降低，需求不旺，2023年1—11月，通讯器材类销售两年平均仅增长1.65%，远低于疫情前6%—8%的增速，月度手机出货量仅相当于历史峰值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再如，从消费升级趋势看，服务消费是有巨大潜能的消费领域，目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是46.1%，而美国这一比重达到65%，增长潜力很大。但我国服务消费还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如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消费，我国2022年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6%，分别较全球平均、高收入国家、OECD国家和欧元区低1.2个百分点、2.6个百分点、2.5个百分点、6.3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巴西、俄罗斯等国。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尤其是城乡居民医保对大额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偏低，难以有效化解居民医疗费用负担，商业健康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0.3%，远低于发达国家1%—2%的水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尚处于试点阶段，还存在筹资渠道窄、受益面小等问题。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足不仅影响服务消费本身，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和预期，进而影响到整体消费的增长。

 

因此，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以高质量的供给激发和带动消费的增长。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产品、新功能，激发消费意愿。加快推进智能汽车、智能家居、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等新型信息产品的发展，促进基于5G技术的信息服务产品发展，鼓励面向市场生产投放绿色低碳节能产品。还要大力推动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包容审慎监管与开放准入有效结合，为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加大金融支持、要素保障、节假日休假安排等方面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力度，加快推进文教科卫体等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激发服务业民营经济活力，从而更好满足快速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加强产品创新和设施建设，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健康体育消费需求。扩大健康食品用品供给，加大区域精准医学中心、体育场馆设施投入力度，引导形成更多“贵州村超、村BA”等民间赛事。政府引导与扩大市场准入相结合，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的需求，增加财政投入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第二、第三支柱的体量。开发好养老托幼的大市场。适度扩大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公共消费，特别是要加强医保风险分担功能，加大对家庭难以承受的重大疾病、长期护理等的保障共济程度，进一步完善医保异地结算制度等，提高消费信心。

　　

 

要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对一些高端消费商品和服务适时减少或解除行政性限制，加强以要素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调节，释放高端消费的潜力，也防止高端消费向境外流失。

 

从需求端看，要把落实消费者主权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释放消费潜能的制度保障。目前，消费调控中的行政性管制仍偏多，限建、限产、限购、限价、限贷等非经济性政策还在不少领域实施，影响一些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新兴消费潜力释放。商品和服务的安全、质量和价格始终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一些领域存在的乱象尚未完全解决，如保健品直播乱象、医美服务恶意推销、网络销售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大数据杀熟等新业态催生的问题影响消费的健康发展。消费者保护特别是适应网络数字化消费时代的机制和手段仍不健全，传统的投诉渠道多要求消费者提供商家工商注册名称、地址、电话和企业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而网购者往往难以获得这些信息而无法投诉。要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对一些高端消费商品和服务适时减少或解除行政性限制，加强以要素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调节，释放高端消费的潜力，也防止高端消费向境外流失。要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适应网络化数字消费的新形势，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作者：孙学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