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增长理论，我们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资本还有劳动力的投入，再加上全要素生产率就是TFP的增长，中国过了投资大周期，进入尾声了已经，同时劳动力红利在逐渐消失，基本上第三个贡献增长的因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的增长就变的很重要。但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讲占到一个国家40%左右的增长，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我们保持4%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中国的GDP基本上10%的增长，没有任何悬念，跟现代增长理论下面所对应的经典的实证事实基本是吻合的。

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完成工业化了，我自己判断已经完成工业化了，就是制造业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全要素生产率降下来了，现在各种各样的算法，数字差异都比较大，悲观来说已经跌破1%了，我们自己测算了一下可能至少在2%以内，现在平均1.8%、1.9%。

 

现在核心的判断取决于中国在未来十几年时间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动能，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保持一个更高的水平，能回到2.5%甚至更高一点，这样我们可能在未来保持一个5%左右的长期增长率，从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有了一个保障。

 

但这个问题判断比较悲观的，一般看全球变迁的规律，美国有最好的技术研究、最好的研发的实力，还有沉淀也比较丰厚，但美国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1%以内，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占比太高，这种情况下是整个没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没有很大的有利于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产业来支撑，所以它基本上是0.7%或者0.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日本、德国这样的一些工业化的国家，基本在工业化之后都面临这样的挑战。为什么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长期增长率在2%左右，因为它全要素生产率占40-50%的贡献，但它本身水平低于1%的，这是大家看到的实证上的事实。

 

中国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发展的路径？这是我们讲的中国式现代化很核心的出发点。因为按照一般来讲，比如这本书，美国西北大学宏观经济学者Robert Gordon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重要推动生产率增长的这些发明创造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上个世纪1870-1970年这段时间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包括电的使用，包括下水道、高速公路、铁路甚至包括互联网这样一些东西，以后的发明他认为都是边际性的贡献，意味着未来全世界都面临生产率的挑战，美国、欧盟国家率先受到这种挑战的冲击，他倒没有讲中国，但按他的逻辑中国现在可能进入这样的阶段了，就是我们生产率增长可能受到很严重的挑战。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跟投资率之间是非常强的正向关系，基本上投资增长1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如果中国未来要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我们投资率一定要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点是基于经验数据，基于典型的实证事实可以得到的判断。

 

我们投什么地方？过去基本上是国家通过产业链政策，通过五年规划它确定了一些核心的关键的节点行业，大量资源进去带动上下游的市场主体的出现，最后把网络变的内生的越来越密，而且在密度最高的行业是我们讲的节点行业。过去看到房地产是典型的节点行业，我们统计了一下，153个二级行业里面只有38个行业跟房地产没有直接间接的连接，换句话讲超过100多个行业是有关系的，有50多个行业关系还比较直接，这种情况下如果房地产行业投资下滑，它对整体经济的冲击就比较大。

 

高铁，它本身资本回报并不是很高，但高铁行业带动大量上下游，它的产业链条特别长。这种情况下它是典型的节点行业。我们聚焦大量资金去投资这种节点行业，它带来上下游市场主体的崛起，最终使得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溢出效应，这是中国增长模式跟美国的增长模式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节点行业投资对社会回报很高，对整体经济影响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来牵头进行资源配置，起到纯粹市场经济作用下起不到的作用，这点也是中国发展的特点，也是我们模式里面相对优势的环节。

 

但现在问题来了，未来十几年时间我们还有没有节点行业？我们的节点行业是什么？这样我们怎么去引导稀缺的资源向资金化，从金融角度来讲能够配置到这些未来的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产生一个强大的外溢效应，能够对总体经济增长有一个背书效果的行业，这些行业是什么行业？这个问题就脱颖而出了。

 

基本回归到我们看到哪些是重大的一些关键领域，哪些是我们在掣肘我们生产率提升的薄弱环节，这是我们未来投资的重点领域也是金融资源配置要侧重的环节。

 

第一点大家还是讲什么样的一些行业有利于我们技术进步或者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这样是我们讲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重要来源。在中国一种是支撑我们未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些新兴的产业，另外就是我们过往的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在制约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制约我们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这样一些环节和领域，这些合在一起之后都构成未来我们需要去投资、需要去花钱、需要去配置资源去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些关键的领域了。

 

我提4个领域。第一个是碳中和，还有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一些可能性，这里面逻辑背景还是比较清晰。另外一点是消费，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只占到GDP的40%都不到，现在居民消费率是占GDP38%，日本、美国在60%以上，美国高达70%。服务消费只占到整个消费的不到50%，可能到2035年居民消费率应该会提高到60%以上，服务消费应该会占到居民消费的60%以上，相关的供给端它的投资、产业的崛起是有相当大空间的，这里面包括我们讲到的特别是服务消费，金融服务是一种消费，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等都是我们讲到未来服务消费的重点，这块我们供给端投资是严重不足的。有一点，我们居民消费率低还有很大原因在于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到GDP的比重比较低，我们现在是43%，未来怎么通过，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另外一点可能金融行业也有责任在里面，现在我们43%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里面，来自于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只有4%，中国的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GDP4%，这个数字占美国16%，我们投房地产、股票市场，各种各样储蓄产品，金融产品，我们是4%的GDP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提高到美国水平，到16%，加12%，意味着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能达到55%以上，单靠这样一个环节，对未来我们讲到消费的崛起，对中国产业结构的重塑会带来很多可能的机会。

 

另外价值链这个事情，涉及到制造业要保持的占比，高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要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全球贸易有一个特点，基本是中间品的进出口占到全球贸易量的比重比较高，全球产业链或者供应链变的很重要。中国目前的情况上游程度衡量我们是0.01，大概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平均是0.04，美国是0.29，美国明显在全球价值链上游，他向全球提供中间品、核心的底层技术、零部件，而我们在中游甚至偏下游，未来怎么向上游做这种迈进？就需要大量的投资，比如研发的投资。

 

未来政策的角度讲有没有可能我们能把基础研究的投资也增加到一万亿人民币，如果说财政吃力的话，能不能通过特别国债的发行每年发一万亿的特别国债，就支持基础研究，通过这种方式久久为功，10年、20年时间让我们底层的技术，基础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

 

第四个环节涉及到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我们有庞大的一个流动的群体，现在整个工作贫富分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农业的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贡献7.7%的GDP，但用了将近25%的劳动力人口，生产率非常低，未来大量农业基础人员需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迁移，大概到2035年有将近1.4亿人迁移到别的行业，同时现在在城市有18%的人口相当于2.55亿人有常住人口但没有户籍，合在一起是4个亿的人，这4亿人未来如果在城市待下来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子女教学问题，也需要有足够多产业变迁可能性，提供足够多就业机会，我们把这个理解为负担，但换个角度讲人的大量的汇聚会产生大量的新增的行业崛起的可能性，这种背后其实我觉得它反而可能成为未来投资的重点，现在讲比如租赁住房的建设，讲未来跟这个群体相对应的公共服务的体系的建设本身，它不一定是一个负担，它可能是未来增长的这样一个来源，可能金融资源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配置。

 

最后我对政策本身有一个想法，我们刚才提到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大量投资来提升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财政政策甚至包括货币政策可以重新思考，我个人感觉财政政策可以更加激进一些，美国国债的负担对全世界的冲击，我们现在整个债务占GDP比重，按最新数据或者最宽的一个维度来讲，国债25万亿，地方政府债40万亿，再加上平台公司60万亿，合在一起120万亿左右，现在GDP是100%，或者多一点，美国现在联邦政府债务是GDP的1.3倍，130%，中国政府我们的信用，而且我们政府持有的资产使得我们在负债能力还债能力方面有更强的可能性。我提一个观点，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国债的占比再提高一些，比如我们未来整个政府债务能够达到GDP的150%，增加这50%GDP的债务通过国债形式来发，这种情况下会带来60万亿的空间，而这60万亿其实对未来整个一段时间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解决观点的节点问题，支撑节点行业的崛起，它会带来大量资金的支持，同时带来示范效应，这一点对我们未来整个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意义非常大。

 

对于我们目前阶段，改变政策的理念、思路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毕竟我们到了一个，我理解还是新旧动能转换甚至新旧文明更替的关键时间节点，投资的重要性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我们政策思路需要摆脱过去的这种束缚，把一些已经证明了是有效的举措大胆的试点，大胆推出，这个角度来讲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面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作者：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