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展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范式为核心理论内核，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进程。因此，需要进行相关经济理论的范式转换，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充分考虑所根植的价值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域观范式”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框架为支柱，以刻画多元域态和发现域际机理为逻辑指向，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构建提供了学术范式基础，进一步为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更为有力的理论工具。

 

 

中国经济现代化；域观范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经济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经济对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及产业安全的影响研究”（21BJL065）。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并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来自经济发展，因此，经济现代化不仅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基础。

 

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维度上创造了两个奇迹：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样的发展奇迹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也因此对人类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动力。尽管“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中形成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但是，对照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我们发现，带来经济奇迹的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中一些重要战略选择，并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表明，经济现代化不是只有唯一的路径，这也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所隐含的观点背道而驰。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应用于解释和指导实践。当一个理论的解释力明显不足时，就会很自然地对其范式基础产生质疑。基于此，本文将以学术范式转换为主线展开论述。首先，剖析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基础；其次，在简要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两个奇迹的基础上，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力作出质疑，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然后，借用金碚教授的域观范式的三维框架，容纳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中国特征”，对新思维范式下发展经济学的拓展方向进行分析；最后，尝试用域观范式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进程。

 

 

引发“范式”概念广泛运用的是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范式”的表述可以概括为：“范式”是“常规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构成“科学共同体”，承诺以同样的规则和标准进行科学实践[1]。库恩并没有给出范式的明确表述，但由此引申出的“范式承诺”则蕴含了学术共同体内共同认可的研究规则、研究模型之意。经济学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本文中“学术范式”一词所要表达的内涵主要是指从现实问题抽象出理论问题时所遵循的规则。我们研究纷纭复杂的现实存在，从现实问题抽象出理论问题，将现实问题理论化，就需要排除一些非重要因素，抓取少数因素进行逻辑建构。“从复杂世界里抽象出的基本逻辑思维架构”即研究范式。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抓取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二是逻辑建构。那些被放弃的认为不重要的因素就需要通过预设前提假设来锁定，进而排除其对所研究问题的干扰。当然，逻辑建构也是以假设的形式出现，只不过在研究范式里发挥基本运行规则的作用。以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新古典主义范式为例，其预设的前提假设中包括信息对称、无制度背景、无时间维度、无交易成本、无技术进步等，这些假设反映的是放弃研究的、被认为对现实经济问题不重要的因素；其所抓取的，被认为是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仅仅是经济理性，经济理性被认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初出发点；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设的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则，可以纳入逻辑建构的范畴。简言之，新古典主义范式最核心的内核是经济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设，认为这二者具有普适性，经济发展以追求“均衡”状态的“最优”（或最大化）为逻辑指向。现代经济学发展至今，尽管繁衍出的学派灿若繁星，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范式依然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发展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原殖民地和附属国相继宣告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着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推动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专门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可以说，发展经济学从形成之日起就肩负着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中结构主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重新回归新古典主义，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包括重新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强调外向型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也拓展了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的观点受到批判，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中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纵观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演进历史，新古典主义范式已经成为其最核心的理论内核。新古典主义范式强调价格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关心结构问题，并且认为经济活动最终会趋于各主体之间的均衡，即走上殊途同归的道路。

 

总体看，新古典主义范式发展经济学，其无法忽视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从个人理性延伸出经济主体的经济理性。从个人理性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进而推导出国家的经济理性是追求经济增长，就会将国家发展经济的目标即“发展观”狭窄化。二是通过严格的假设回避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扭曲问题[2]。无视发展中国家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就很可能陷入市场失败的泥潭。三是忽视经济发展的长期动态性和结构转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在长期中都是可变化的，甚至可能从要素匮乏转向要素丰裕，同样的，在长期中结构、制度、文化也是动态变化，并且经济发展、要素、结构、制度、文化等交互作用。因此，经济发展不可能实现静态均衡，甚至在到达动态均衡前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四是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同，最初的价值文化、制度环境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在市场机制的“搅拌机”作用下，最终也不可能发展为同质化的均衡状态下的经济体。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呈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经济发展方面创造出两个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中国1998年进入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2010年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21年人均GDP是当年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26.22%、中等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2.06倍。1977年以来，除了极个别年份，中国人均GDP年增长率均高于同期世界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群组的平均水平。二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反映的是“基本温饱，免于饥饿”的生活水平。1990年，按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中国有62.7%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按照国家贫困线衡量，中国仍有49.8%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经过短短30年时间，到2020年，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在40年的时间里，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样的发展奇迹不仅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对人类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中国人口众多，疆域广阔，经济规模巨大，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明传承，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70多年的研究推进，都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以及少数中小规模发展中经济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尽管折衷了结构主义范式和新古典主义主义范式，但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仍然表现出严重的解释力不足，更无法进一步担负起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任务。因此，在吸收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迫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相对于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需要在解释和解决以下中国发展问题方面作出贡献：

 

第一，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大国经济迄今为止一直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忽视。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特征。由于经济体量巨大，大国经济有条件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提供巨大供给也创造巨大需求，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供需不仅是国际商品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对贸易和投资相关国家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大国有条件形成广阔的内部市场，从需求侧看可以形成巨大的国内投资品、中间品、最终产品市场，从供给侧看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有实力建设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金融系统、教育科研系统也更完备；大国经济往往还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特征，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二元经济状态可能比小国经济体持续的时间更长；经济大国往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举足轻重，由于国际经济关系与地缘政治、国际局势纠缠在一起，大国崛起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会受到更多的非经济因素影响。

 

第二，中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但是发展中国家不仅数目庞大，而且仅从经济特征看，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既有研究看，发展经济学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尚处于贫困状态的低收入国家，重点关注贫穷国家起飞过程中的理论、战略和政策，而对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发展经济学并没有提出多少有针对性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就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目前已经处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经济发展是结构转变的过程，也是长期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地区结构、供需结构等均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有些方面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逆转。这些结构性变化，许多并不符合发展经济学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基本特征的描述。因此，以中国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必须强调动态分析的视角，才能为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的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动力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制度文化背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即使涉及了制度分析也是将其作为既定前提。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开始引入制度分析方法，对苏联、东欧以及中国、越南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西方发展经济学制度分析的逻辑内核仍然是新古典主义范式的，即，为促进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转，需要有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支撑。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并不是一个转轨经济就能概括的。国家根本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等，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和不容忽视的作用。

 

中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些制度基础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并对通过社会发展、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进一步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除了制度以外，影响更为深远的还有价值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发展观以及与发展相关的教育、储蓄、创新、就业的影响，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在特有的制度文化背景下，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就既表现出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如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又在很多方面展现出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例如，社会发展方面，极低的贫富差距、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低人口出生率、更高的全民健康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方面，超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的储蓄率、投资率和工业化水平[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处于全球较高水平，并且远高于同时期同等收入水平国家；早在1970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就稳定地超过第一产业，并且长期保持占GDP比重接近或超过40%。]。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制度特征仍然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影响，例如，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党和政府的组织实施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将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时，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非均衡状态，制度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谭崇台先生曾指出，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有不同，不论与发达国家今昔状况相比，还是发展中国家间相互比较，其初始制度基础都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3]。对于“发展”的内涵，也提出应区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这些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的发展经济学观点，都超出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所依赖的范式承诺，但尚未意识到需要通过系统性的经济学范式变革来更好地对这些观点进行体系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许多假定严重脱离现实世界真实存在，以致现实世界与理论图景严重偏离，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需要用新的范式思维突破传统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的局限性。他提出“域观范式”这一概念，“域观范式”的主要观点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空间是由无数“域”所形成的复杂多维空间，这个复杂多维的社会经济空间可以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三维视角来观察和刻画[4]。与主要以经济理性为支柱的“微观—宏观”范式相比，“域观范式”以三维框架为支柱，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视角提炼域观特征。“微观—宏观”范式以追求“均衡”状态的“最优”（或最大化）为逻辑指向，而“域观范式”则以刻画多元域态和发现域际机理为逻辑指向。总体看，基于域观范式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拓展，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经济理性”是域观范式唯一从“微观—宏观”范式中直接“拿来”使用的概念，但是，域观范式下的经济理性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具有不同的内涵，域观范式对经济理性进行了以下方面的延展：其一，经济理性具有多层次特性，不仅仅表现为工具理性，还可以表现为发展的本真理性。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是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幸福，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实现[5]，因而，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在经济发展层面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实现人类价值目标层面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二，将经济理性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定义和考察。经济理性同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状况相关，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经济理性都有不同的表现[4]。其三，经济理性既是域观特征，也受到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两个维度域观特征的影响。由于文化的多元性和制度的多样性，经济理性在不同的域境中具有差异性表现。因而，域观范式承认经济理性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同时，不同经济域的经济理性表现也存在差异。

 

经济理性在发展经济学语境下就是“发展观”问题。域观范式对发展观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明确阐释了发展观具有动态性的客观规律。发展经济学70多年的历史中，也在不断赋予“发展”新的内涵，目前，发展中的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域观范式的分析框架，这是经济理性从工具理性向本真理性回归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初期，增长才是“硬道理”，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有其合理性，工具理性与市场机制结合，其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最为强劲的。在经济增长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单一工具理性的弊端不断显现，经济理性开始转向对高质量发展、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这也是合理的，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经济理性的转变。二是明确阐释了发展观具有非同质性的客观规律。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经济体，也很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观。随着人类发展逐步摆脱了全力满足生存需求的桎梏，发展观的内涵就不断扩大，展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域观存在”。发展水平越高，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观就体现出越多的多样性。这一理论拓展的意义在于，要承认并正视这种经济体之间的发展观差异，发展观不具有普世性。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一定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化体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五个方面涉及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是域观特征的另外两个维度，域观范式将其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作为三维框架中经济理性之外的两个支柱。域观范式引入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因素,相对原来仅有经济理性的一维范式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一是能够更好地契合现实，更好地观察和描述现实。现实经济世界的各种决定因素中，最具深远影响的因素是价值文化。价值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累积形成的，价值文化与制度形态有紧密的交互影响，两者均非人类的理性过程所决定[4]。二是跳出仅就经济因素研究经济发展的局限，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唯物史观认为，经济中的个人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人的经济角色和经济行为必然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因而如果将经济理性作为驱动经济主体行为的原初动力，那么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关系,就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4]。

 

域观范式对发展经济学中发展关键因素研究的深化，其价值同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能够更好地契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现实经济是域观性质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不可忽视的域观特征维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充分发挥经济理性的原初动力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不是政府仅仅发挥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作用。国家根本制度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域观特征。将党的角色和作用纳入经济学思维的逻辑框架，可以对中国经济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学术刻画。其二，超越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范式将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提炼为生产要素的局限性。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发展中国家只要克服了资本积累的障碍，发挥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可以实现经济起飞。域观范式认为，经济发展不能简化为在固定的技术条件（即固定的生产函数）下投入一定数量资本、劳动得到一定产出的过程，域观范式并不否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更关注的是什么影响了资本积累、劳动投入，资本、劳动在投入经济体系时投入数量之外的投入质量，以及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按照什么样的规则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考虑了生产要素投入数量之外的其他因素——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刻画的域观特征——对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后形成的经济产出的影响。其三，将制度形态纳入域观特征范畴，避免了制度变革的“狭义化”。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引入制度分析，但认为制度是外生的、静态的，隐含前提仍然是基于新古典主义范式，即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依靠经济理性即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往往市场机制存在种种不足，因而制度建设的作用是通过补齐市场不完善之处让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将制度形态作为域观特征维度之一，就是明确了，即使都是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演进过程中也将保持其独特的特征，中国市场经济演进的方向，并不是与西方国家走向同样形态，而是始终保持独特性的“域观存在”。

 

 

域观范式对现实经济世界的抽象，在保持了足够的理论简洁性的同时，使得理论图景更接近多样性的真实世界。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中，经济主体同质化、经济运行趋于均衡的过度简化图景，域观图景在更好反映现实世界方面做了以下推进：一是还原了经济主体非同质性的假设。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域观特征，各种域态可以共存，即“和而不同”。二是揭示了经济运行中“非均衡”状态、“非最优”状态的普遍存在。域观范式不否认均衡，但认为均衡具有多元性，非均衡状态也是可持续的；“最优”往往是不现实的，因为次优选择或次优状态往往更具较强的现实适应性。经济世界中，利益的妥协与兼顾，比利益的最大化更常见，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利益最大化[7]。三是在经济主体非同质性、经济运行非均衡状态的基础上，强调了现实经济空间的非匀质特征。无论市场经济的“搅拌机”作用如何强烈，或制度安排及法律规则如何“接轨”，都绝不可能让经济现代化成为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所构想的“典型”进程[8]。

 

域观范式图景更好地还原了现实世界经济发展质态，其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经济发展或者说工业化是域观现象和过程，因而不同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发展状态具有多样性，并不会向同质状态收敛。如前所述，中国在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初期，与发展伴随的结构性变化就大部分并不符合发展经济学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基本特征的描述，中国采用的资本积累方式、技术进步途径既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动态转变。其二，还原现实世界经济发展质态，目的是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不少的发展战略，例如，贸易发展战略中的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投资战略中的平衡发展战略即“大推进”理论、非平衡发展战略，等等，因为国情不同、内外部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些意见相左的战略在实践中均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再如，不同质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域际关系问题，试图完全拆除相互间一切壁垒和管制界限是不现实的，如何互联互通实现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对此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

 

 

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传统农业和传统生活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因而促进经济发展也就是通过走上工业化道路推动实现经济现代化。在中国经济奇迹出现之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路径似乎只有唯一模式，发展中国家无论初始条件如何，都只能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价值文化、经济社会制度进行重新建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经济奇迹创造了一个异于西方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案例，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非西方传统文明的超大经济体中，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长期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和基本政治制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自我革命适时推动制度变革，吸收外部有益经验和做法，走出了一条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

 

 

每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都是在一定域境条件下发生的现象，其图景和路径不可能完全相同。由于中国域境下的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动态演进及其相互影响，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在一些重要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如生产要素所有制、分配制度、政府作用等，既不同于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原发性”经济现代化，也不同于“二战”后韩国、日本对西方模式复制移植的“派生性”经济现代化[9]。

 

 

域观特征中的经济理性维度，涉及工具理性与本真理性、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在一个具体域境中的时空存在及其动态演进。从工具理性与本真理性的视角看，工具理性在个人层面就是追求收入和财富的最大化，在集体层面就是单纯追求利润和经济规模增长；本真理性则是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把综合考虑自然经济社会代价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中间途径。因此，一个具体域境中，经济理性主要表现为片面追求工具理性还是本真理性不断彰显，决定了经济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享、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和谐共生，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否协调推进。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视角看，是否存在集体理性的代表者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决策者和推进者。个人理性来自自然人对个体利益的本能关切，是资本逻辑和价格机制运行的基础；集体理性的存在，前提是要有一个有能力作出理性决策的集体利益代表者，在西方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集体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只是市场机制的守夜人而不是集体利益的代表者。

 

 

域观特征中的价值文化维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累积形成的，因而最具复杂性，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也更为间接和迂回。中国有五千年多年文明史形成的传统文化传承，有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几代人的价值观塑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结合。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蕴含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渗透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不乏克勤克俭、家国天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优秀传承。但是，产生于自然经济与封建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例如，推崇“中庸”，冒险和创新精神不足[10]。价值文化对现代化道路选择和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一方面是通过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则是更为潜移默化地通过作用于资本积累、收入分配、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的制度选择和实施效果。

 

 

域观特征中的制度形态维度，对现代化道路的作用最为直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最根本的制度特征，忽视或者无视这一域观特征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集体利益代表者的责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作为集体利益代表者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等具体经济制度，以及工业化战略的制定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经济理性的动态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渗透，不断探索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实现途径，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推演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处于不断探索调整之中。经济制度主要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同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均依赖于所有制而调整。从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积累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经济理性的表现、多元价值文化来源的聚合也处于动态演进之中，进而引发了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框架内的探索调整。这些调整中既有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内外环境进行的重大调整和突破性创新，又有对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核心内容的的坚持，同时，通过引入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从排斥个人理性转向给予个人理性更大的作用空间，充分发挥了多样化的独立市场主体在经济理性和市场机制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和苏联构建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理论指导和经验来源，中国在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基本特征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制度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单一制度；社会生产的组织运行方面，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根本制度是决定这一时期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域观特征，公有制限制了独立经济主体的数量，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国民财富和资源分配权力转移到国家手中，个人理性让位于集体理性。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大调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阐述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创造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先是计划经济框架内的调整（如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减少计划调配产品数量），其后逐步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也在所有制领域和分配领域推进，个体私营等其他所有制经济逐步获得合法身份，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1992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使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党的十八大以来，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了更明晰的概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伟大创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更加包容的“两个毫不动摇”，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主体更加多样化，从对个人理性的排斥，到充分调动、发挥个人理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经济运行制度从单一的计划经济，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既肯定了现阶段与个人理性相适配的市场机制的决定性地位，又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作为集体理性代表应发挥的相对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域境独特性。中国共产党经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长期探索，基于对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清醒判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表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索走向了更加开放包容和务实。

 

 

工业化战略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摆脱“不发展”状态的路径和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其中，工业化是摆脱“不发展”状态的重要甚至必要途径。但发展中国家往往资本和技术匮乏，因此，工业化战略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各种竞争性目标之间（如产业间、区域间）配置资源，并且在现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资本积累和消费之间作出抉择。

 

除了同样贫穷落后之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新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以及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完全不同的。在开放经济中才可能适用的比较优势学说，以及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在当时都不存在现实的土壤，而能否快速建立起现代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则是关系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新中国对于迅速实现工业化有着十分紧迫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战略，从经济理性维度看，不仅集体理性取代个人理性，而且作为集体理性的代表，党和政府以快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关注增长速度而不是增长质量的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价值文化维度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克勤克俭、自强不息的精神被充分激发起来；从制度形态维度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工业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既没有遵循比较优势，也不是效率优先的，表现在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投资战略，工业布局高度重视战备目标，以及抑制消费基础上的高社会积累率，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外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才作出了方向性调整。从域观特征视角看，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带来集体理性关切重心的改变、个人理性的回归，以及前述经济制度的调整，这些域观特征的改变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方向性调整。

 

第一，产业投资战略从重工业优先到注重发挥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并举。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安全和奠定长期发展基础是制定工业化战略的基本考量，因此，确定了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中心的投资战略。超越比较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到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工业实力，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而且为后续的工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缓和，增加消费品供给解决民生欠账的要求日益紧迫，轻工业投资比重有所提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基于比较优势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与此同时，计划经济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逐渐被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所取代，集体理性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的体现转变为采用产业政策的形式，支持发展支柱产业、前瞻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国际竞争地位提升、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出现重大转变，以及中国发展经济的内在比较优势的转换，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更加注重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政策要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重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并重点强调了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数字化发展等重点领域。

 

第二，工业布局从服务备战目标到区域协调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不仅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布局也不合理，约有70%分布在沿海地区。基于当时国际形势和备战需要，从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工业布局都是主要考虑备战同时兼顾区域平衡。“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工程以及“三五”“四五”时期的“三线建设”尽管服务于备战目标，但客观上促进了各区域工业相对均衡的发展。1978年以后，工业布局的形成由完全由国家计划安排决定，转向国家计划安排、经济主体自筹资金投资共同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工业布局成为市场机制与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计划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大幅下降，东南沿海率先开放推进了东部地区工业生产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步扩大。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提出，其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区域发展战略相继提出，国家通过规划指导、政策扶持、项目安排等加大对区域布局的调整力度，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发挥集体理性的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了更多的着力点，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推动实施，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各有侧重共同促进了工业生产力布局优化调整。

 

第三，资金筹集从依靠内部积累到多元化来源。缺乏资金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面临的共同问题。工业化原始积累来源于国内与国外两个渠道，其中国内来源包括国民储蓄、工业自身积累以及农业剩余等。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同时受到外部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初始资金的积累途径有限，主要依靠内部积累以抑制消费为代价筹集经济建设资金。1960—1978年，中国平均国内总储蓿率比同期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储蓄率大约高出20个百分点。其主要筹集途径包括：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农业补贴工业；压低城市职工工资抑制消费。这样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积累率，既是集体理性发挥主导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文化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作为集体理性的代表，党和国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也提供了超出同样发展水平经济体的保障，这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发展中经济体实施工业化战略中政府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台资和外资的引进补充了国内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资金来源渠道更加多样化。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2010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了经济建设资金匮乏的状况。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情境下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发展的新论断，其发展经济学意涵远远超越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的研究视阙。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2]。以域观范式为理论工具，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共同富裕”所蕴含的丰富思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那么，我们希望实现的共同富裕，是什么样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借助域观范式下的发展观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共同富裕”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共同富裕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富裕，二是共享，二者缺一不可。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促进发展[13]。发展是共享的基石，而共享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共同富裕中发展与共享的关系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其一，共同富裕的内涵中，蕴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为了“为人民谋幸福”；同时也体现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理念。这一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始一脉相承，是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体现。其二，共同富裕的思想中，包含了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共同富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思想蕴含的发展观，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与“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的辩证关系，这正是域观范式下的发展观在不同层面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域观范式下的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从工具理性向本真理性回归，因此，域观范式将“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与“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统一在“发展观”之中，“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终极目标不会一蹴而就，因此，现阶段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必须坚持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终极目标的理念影响现阶段的发展道路，现阶段的发展是终极目标实现的前提。

 

 

共同富裕中的“富裕”与“共享”涉及做大经济发展“蛋糕”和分享“蛋糕”。做大经济发展“蛋糕”的过程，是经济理性发挥更大作用的领域，而分享经济发展“蛋糕”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做大“蛋糕”与分享“蛋糕”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影响的，前者是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基础的范畴，后者是上层建筑设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关系也会影响生产力发展。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设计和决定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设计，同时影响着共同富裕的推进。

 

按照域观范式的分析框架，经济理性与价值文化、制度形态既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又相互作用互为影响，其中，价值文化有更深的历史渊源，影响更具隐蔽性和深远性，因此，本文将主要抽取经济理性、制度形态这两个影响作用更为直接的因素，运用域观范式分析全面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制度安排。其一，初次分配阶段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市场机制的框架下，围绕让经济理性更好地发挥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求在突出效率的同时，解决好劳动者同其他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公平问题。因此，制度安排除了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外，还需要创造条件让劳动者有能力、有机会在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以此在按要素分配时获得更多的收入份额。其二，再分配环节更注重公平，以政府为推动主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和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其中对于推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发挥收入调节作用的税收制度，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促进教育、养老、医疗、低保、住房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目的是推动低收入群体共享发展成果；健全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目的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其三，第三次分配环节是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安排共同发挥作用，是基于自愿基础上的先富帮后富，以慈善捐赠等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体现了先富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责任，其基础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慈善文化的弘扬、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认可等，同时，需要有相应的税收等方面的制度激励。

 

 

消除贫困和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共同的目标,但是，即使目标基本相似，走过的历史进程也会不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发展终极目标，但并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做具体描绘。中国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按照域观范式的分析框架，发展是动态性、非匀质的域观现象，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同样会受到不同时间空间的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影响，而表现出动态性、非匀质的特征。共同富裕历史进程的动态性和非匀质性主要体现在：共同富裕是分阶段推进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其一，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各阶段不仅目标不同，而且关键着力点在“富裕”还是“共享”也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后，政策关键着力点放在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即促进整体水平的“富裕”，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富裕”基础的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推进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宣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意味着政策着力点开始向“共享”偏移，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富裕”的过程中将越来越关注发展成果的“共享”。其二，共同富裕的推进在中国不同区域、不同人群是非匀质的。改革开放初期，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就是因为这些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裕起来的人群，具有独特条件或特质能够实现先富，这些独特的条件或特质就属于域观特征范畴，是长期形成并能持续传承下去的，与该“域”密不可分。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仍然会有一批具有各方面优势条件的区域或人群实现先富，这个是必然的，而如何促进先富带动后富，才是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落实到政策时所必须考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从机会、权力和安全三个方面实施减贫战略，这三个方面同样也是促进财富“共享”的政策方向，其中有些内容属于区域性制度安排，也会导致推进共同富裕中“共享”政策区域差异的存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始，其后逐条解读了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基础，“五大中国特色”中可以提炼出发展观以及价值文化的范畴。利用域观范式中的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视角，本文尝试将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忽视的上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在促进发展经济学范式变革的基础上，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力图为更好地观察和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理论分析视角。

 

将域观范式引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不仅提供了多维的分析视角，丰富了观察和刻画现实经济世界的“工具箱”，更重要的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让我们充分认识到，经济运行以及经济的社会形态（或一定历史条件下与生产力紧密联系的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是客观的、发展着的，也是普遍联系的。域观范式基础上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体现了两个“理论”和一个“实际”的结合。一方面，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作用和指导作用，在促进两个“理论”渊源本土化发展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制度形态的“实际”，推动构建域观范式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分析体系。

 

基于对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初步拓展，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索、对工业化战略的探索、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都充分体现了经济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域观现象和过程。中国经济奇迹昭示，我们创造了一个异于西方道路的经济现代化成功案例，走出了一条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基于域观范式的分析则清晰地展示出了，坚持意识形态主张和基本政治制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自我革命适时推动制度变革等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者：王燕梅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发表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