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恢复正处于关键期。4、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表明，经济修复力度转弱。5月份主要国民经济数据公布后，结合部分高频数据表现，市场对于逆周期宏观政策加力的呼声渐高。三季度被看作扩张政策的重要“窗口期”。6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提升了市场对于逆周期宏观政策加力的预期。但市场对随后落地的年内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延续至2027年底等措施的力度存在不同评价。

 

　　采访中，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虽然各方对于当前逆周期宏观政策加力已经取得共识，但面对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现实和对政策“副作用”的顾虑，宏观政策如何加力存在分歧。

 

 

　　一季度经济修复的成效鼓舞了士气，但4、5月份以来，经济修复力度屡屡不及预期的表现，对市场信心造成拖累。5月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公布后，部分外资机构下调了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如高盛将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下调至5.4%。对此，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从既往的特点来看，外资机构的预期值发布周期短，波动较大。此次一些机构下调预期是在前期连续多次上调预期后的回调。

 

　　“从预期值来看，对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预期值，大家实际上是趋同的，并反映了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的共识：相信中国包括GDP增长率达5%左右的全年各项目标以及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达三分之一的判断依然可以实现。”庞溟说。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大多机构预计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将达到7%以上，上半年GDP增速有望达到6.0%。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6月25日发布的2023年中期报告预测，在基准情景下，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7%，上半年GDP累计同比增速为6.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认为，必须要承认，上半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三重压力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为实现全年预期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同时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复苏正处于以供给需求各方面实现恢复性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向以企业利润、居民就业、财政收入改善为主要特征的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转换的关键期，这既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恢复性增长期，也是各种潜在风险和矛盾的暴露期。

 

 

　　一些经济指标罕见走弱是市场认为逆周期调控应该加力的主要依据。在CMF的报告中，将当前经济修复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难点和痛点归纳总结为五个“20%”。数据显示，5月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到20.8%，连续5个月上升，创有记录以来最高值；前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0.6%；前5个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出让权收入累计同比下降20.0%；前5个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跌22.6%；截至3月份，消费者信心水平仅恢复至去年初的80%左右，缺口仍高达20%。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特别指出，生产企业困难较多，除了利润总额同比下降明显，应收账款账期、产成品库存等多个指标都在敲警钟。分企业规模看，中小企业的恢复力度不及大企业，必须采取措施巩固经济恢复的基础，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促进经济回升的一批政策，防止悲观预期的自我实现。要把握宏观调控节奏，重要的是抓住三季度，政策能早出的早出、能快出的快出。”宁吉喆说。

 

　　6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做强做优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四个方面，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会议强调，具备条件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出台、抓紧实施。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认为，由国务院及其部委和地方政府推动的部分政策措施在7月底之前就可能出台，但重大的财政政策支持和显著的宏观政策转向可能需要等到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6月20日，LPR进行了今年年内的首次下调。这被看作新一轮逆周期调控加码的重要标志。但市场对于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LPR对称下调的结果评价并不一致。

 

　　市场仍渴望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出台。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利率仍有数十基点下调空间。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则认为，相比降息，放松地产和基建的融资约束是更为有效的稳增长政策。

 

　　市场机构对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张也有期待。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如果今年下半年出现经济动能下降、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情况，预计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准财政工具将重启扩张。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建议，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快推进实施“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拉动基建投资，有效扩大总需求。

 

　　不过，在市场热盼政策加力提信心的同时，学界保持了相对的冷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当前宏观政策的配置，不能有病乱投医，宏观政策配置必须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任何政策都是成本和效益并存，要做好成本效益分析，努力增效益降成本。宏观政策配置还要注意对症下药，当前经济运行中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还有体制性问题，逆周期政策的归逆周期政策，改革的要归改革，避免出现大水漫灌的现象。

 

　　“用边际效应递减的政策想把它(经济)托住非常费劲。”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发展阶段转换长周期和疫情影响短周期叠加的状态，需要短期的政策支持，为长期动能释放提供基础，要利用好这个窗口期。目前，无论是电动车还是光伏产业，海外市场都特别重要，因此要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贸易规则，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同样认为，这次经济复苏不同于以往周期性复苏，是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房地产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加速演变叠加的一次复苏。当前复苏基础不稳固，内生动力不扎实，需要有短期和中期兼顾的政策方案加以应对。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