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反映发达国家意志。IMF和世行创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大国际金融支柱，成为美国把控战后国际金融霸权的工具。尽管由于后来美国经济实力的衰退，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是美元的霸主地位以及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建构却被贯彻下来。长期以来，世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提名美国公民担任，IMF总裁职位则由欧洲人把持。同时，IMF和世行的决策权也不同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一国一票的表决，而是股权分配决定投票权的大小。因此，美欧掌控IMF和世行决策权、非洲国家只有“极少投票权”。就连古特雷斯都承认，“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中，不同国家因为经济和政治实力不同，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被边缘化。IMF和世行的现有架构和规则“不公平地偏向于”发达国家，而欠发达国家受益于这两家机构的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新冠疫情为IMF和世行带来一场“压力测试”，而这两家机构协助欠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显然失败”。疫情期间，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IMF获得总计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资金，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仅约80亿美元。七国集团总人口约7.7亿，而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11亿。而这种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支持力度的差异恰恰符合IMF现有规则，但“从道义上而言是错误的”。因此古特雷斯呼吁，IMF和世行“是时候”纠正长期以来的错误和“根植于现有国际金融架构中的偏见和不公”，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两家机构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比重、推进IMF份额改革、改善资金用途等。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势在必行。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质疑这两家机构的规则和架构不符合全球发展现状，改革呼声不断。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依靠发达国家自我反省来改革全球经济体系希望渺茫，不如独立自强、另起炉灶。这也是为什么金砖机制如此受到关注，“去美元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例如，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指出，银行将继续支持成员国本币投融资，持续扩大“朋友圈”，支持新兴经济体发展，将发展中国家声音传递到更多的地方去,壮大金砖国家的力量。甚至连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也表示，由于加息，发达国家从市场上抽走大量资金，全球正面临日益明显的资金短缺，因此未来5年，合作与创新成为唯一出路。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和逆全球化挑战不断加剧，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对于推动疫后复苏、重建信心至关重要。此次古特雷斯直接呼吁对IMF和世行进行改革，可见面对一个逐渐割裂和分化的世界，改革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反映最广泛成员诉求的治理体系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MPA兼职导师 宋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