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提出“金砖四国”概念时，时任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也许不会料到自己所创设的这一名词后来能够引起人们对世界进行重新认知以及全球经济力量展开重组的效果。在奥尼尔的眼中，“金砖四国”特指的就是世界新兴市场，而之所以将四国从新兴市场中凸显出来，是因为它们当时各自携带着独特的风情符号，其中巴西是“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视为“世界办公室”，而中国则号称“世界工厂”。

 

作为学术观察成就，奥尼尔其实并不仅仅发明了“金砖四国”概念，他还提出了“薄荷四国”（MIST）以及“新钻11国”（Next-11）的独创性名词，但与后两个概念至今还停留在学术层面完全不同，“金砖四国”却进入和上升到了官方文本与表述之中。2006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正式认可与官宣“金砖四国”一词，且由此实质性地拉开了四国合作的序幕。

 

之所以称为“金砖四国”，是因为由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称首个字母组合而成的“BRIC”一词与英文发音中的“砖块”(brick)一词非常相似，而在实际过程中，四个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除了都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之外，还都是资源大国、人口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且都希望借助金砖四国机制实现经济增长，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正是这种共同诉求让彼此走到了一起。及至2011年，南非（South Africa）加入，“金砖四国”第一次扩身为“金砖五国”（BRICS）。

 

除了一年一度的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外，“金砖五国”每年还定期举行外长、财长会议，而这种会晤机制几乎完全对标G7（七国集团）,甚至可以说“金砖五国”就是作为G7的博弈方应运而生的。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西方国家经济，为抱团取暖，在法国倡议下，美、英、德、法、日、意六大工业国于1975年底成立了六国集团，次年加拿大加入，G7由此诞生，且自此之后作为“富人俱乐部”的G7一直控制着从世贸组织（WTO），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等重大全球性经济与金融组织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只是历史车轮行至本世纪初叶，新兴市场经济体凭借自身能量优势加速赶超，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其针对WTO、IMF等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金砖五国”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立与扩开的。

 

数据显示，“金砖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26.4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41.93%，而更重要的是，22年前，“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只有2.8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为8.30%，而同期G7的GDP总值为21.84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64.91%，但到2022年，“金砖五国”GDP扩大至26.04万亿美元，对应当年全球GDP总量，占比25.6%，同期G7的GDP总量为43.6万亿美元，占比42.9%，虽然横向对比后者依然占优，但纵向上却不得不接受前者开疆拓土的生猛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据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橡果宏观咨询公司公布的数据，在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水平下，2022年“金砖五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31.5%，G7只占30.7%。

 

 

奥尼尔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当年，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GDP分别是1.34万亿、0.56万亿、0.30万亿和0.49万亿美元，到了2022年，“金砖五国”（按BRICS字母顺序）GDP总值分别为1.92万亿、2.22万亿、3.39万亿、18.1万亿和0.41万亿美元（南非2001年GDP为0.14万亿美元）。另外，中国早已先后超过德国、法国与日本，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印度则在2022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同期俄罗斯超过意大利，跃升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如此耀眼的增长成就，除了各国有效的目标牵引、战略驱动和政策导向外，更有来自彼此之间经济与贸易合作的一臂之力。

 

数据显示，2022年“金砖五国”对外贸易总量约达8.8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量的35.2%，而巨大贸易体量的背后，呈现出的是五国之间贸易的共融与共荣：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是与中国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俄罗斯的最大出口市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能源进口来源国；俄罗斯是印度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印度是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南非最主要的原材料进口国之一，南非是中国最主要的制成品进口国之一；印度是巴西的最大棉纱供应国，巴西是印度在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非是俄罗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俄罗斯是南非在非洲的最大核电投资合作伙伴。

 

能源领域是“金砖五国”实体投资合作的最活跃地带。就生产与消费而言，“金砖五国”分别占到了全球比重的35%和40%，对此，“金砖五国”合作制定了《能源合作路线图2025》,目前许多合作已成并开始运营的项目包括由俄罗斯原子能公司提供主要设备的中国江苏田湾核电站一、二号机组，俄罗斯提供技术与设备支持的印度国内5座核反应堆，印度作为主要参与方参与投资建设的俄罗斯萨哈林一号项目，以及中国参与投资建设的中俄原油管道和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北极LNG-2项目以及南非红石100MW熔盐塔式光热电站等一系列能源项目。不仅如此，鉴于自身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比重高达43%的现实，“金砖五国”提出的《德里宣言》声明将合作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推动能源的绿色转型。

 

数字经济是“金砖国家”一个深度合作的全新领域。遵循《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金砖五国”不仅在加快金砖国家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及加大对大数据产业、物联网产业的支持力度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并就数字认证、电子支付、电子交易单据、数据隐私和安全等许多数字经济前沿领域的话题形成了完整的合作框架。数据显示，“金砖五国”去年网络购物用户数升至13.5亿人，占全球的比例为61%；跨境网络零售总额增加至5536亿美元，占全球的比例为41%。

 

对外，“金砖五国”提出了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提高新兴市场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言权和代表性的集体呼声，从而引致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变革的加速。数据显示，目前“金砖五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上升到了13.24%，在IMF的份额上升到14.91%，而且人民币作为新兴市场的唯一货币进入了IMF的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不仅如此，“金砖五国”还在“去美元”的道路上不约而同地迈出了坚定步伐，印度与俄罗斯、中国与巴西、中国与南非之间都达成了采用本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的协议。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说是“金砖五国”所取得的最大合作成就，这一已经运转近10年的金融机构启动资金为1000亿美元，由五国均摊。不同于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全球多边与区域开发银行的投票权往往由发达国家或实体主导，金砖国家成员国拥有新开发银行的平等票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票否决其他国家的决定，而且无论是理事长还是银行行长都采取成员国轮流担任的方式。数据显示，目前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96个项目提供了328亿美元的贷款，不仅如此，在五国基础上，新发展银行又吸纳了埃及、孟加拉国、阿联酋和乌拉圭四个新成员，且阿根廷将很快加入。

 

 

作为全球范围内最为活跃的经济组织之一，“金砖五国”在15年发展过程中沉淀出了非同寻常的聚合能量与扩散魅力，除了埃及、孟加拉国与阿联酋等国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到了金砖国家开发新银行外，墨西哥和泰国等多个国家领导人也经常以观察员身份参加“金砖五国”的首脑峰会，初步统计，目前申请加入金砖组织的国家有19个，其中13个提出了正式申请，它们如果能够加入进来，金砖国家的成色无疑将更为厚重。

 

但必须承认，“金砖五国”是一个共识性机构，任何新成员国的加入都须五国的一致投票通过才有效，而围绕着自身扩容的问题，“金砖五国”目前的姿态却并不完全一致。拿印度来说，基于本国经济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非常担心因为成员扩容而令自己在金砖组织内部的话语权被稀释，更害怕因此与中国的距离拉得更远，而且印度也是“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对美国保持着较为强烈的依赖偏好，这样，在是否扩容上，印度释放出的观点也就不十分清晰。再看俄罗斯，一方面表示对加入金砖国家的国家不能设置准入限制，另一方面却明确划定了金砖国家机制不应接受任何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实施单边制裁的国家的界线。

 

值得庆幸的是，主张扩容的声音在“金砖五国”目前还占据着绝对的主流，而且无论内部情势还是外部环境都倒逼着“金砖五国”必须尽快扩大“朋友圈”。

 

首先，目前“金砖五国”都遭遇到不同形态与不同程度的发展瓶颈，如中国面临着美欧市场的“脱钩”之压、俄罗斯遭遇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印度存在着与亚洲国家的激烈产业竞争、巴西与南非更是陷入“资源诅咒”的尴尬境地，且任何单一瓶颈的打破都不能仅依靠自我内循环，相反只有拓展出更大的外循环空间才能在资源重组与联动、产业链配套与合作以及市场环境改良与优化等方面营造出更为强大的增量集合动能，而金砖成员的扩编无疑是一个立竿见影的通道。

 

其次，“金砖五国”普遍面临着美元霸权的侵蚀风险。因为对外贸易基本采用美元结算，美元升值虽有利于五国出口，但同时又会提高资源与产品进口价格并传导出通货膨胀，相反美元贬值则直接钳制与稀释五国的出口能量；虽然在对美贸易上五国中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顺差，由此积累了不少的美元外汇，但价值的决定权却在美方，只要美国基于减轻自我负债压力的目的而令美元贬值，五国的外汇价值就会随之剧烈波动，风险就会传递到本国金融市场；当然，五国都在“去美元”之路上不遗余力，但在美元依旧是全球主流货币与核心资产的前提下，任何一国的过度“去美元”都必然伤及自身外汇储备的安全垫，相反，如果能够通过成员扩容形成更广泛的“去美元”主体，不仅拳头可壮大得更有力，还可分散“去美元”的集中化风险。

 

最后，“金砖五国”在与G7的博弈中仍处于弱势。经济体量以及科技实力的差距且不论，目前地缘政治对抗所衍生出的国家力量不同归队的重组与集结态势愈演愈烈，且美国为首的G7话语权似乎越来越大；存量方面，虽然“金砖五国”在世界银行与IMF的影响力有所提升，但依然难以摆脱美国一票否决的制约，并且关键时候G7还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加大自我“朋友圈”的扩容力度，“金砖五国”势必会继续处于被动位置。当然，“金砖五国”都是G20（二十国集团）成员，但不得不承认，G20的核心层依然是G7，而且G20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义务性话题，如全球气候变暖、消除人口贫困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而对五国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动能性话题则少之又少。因此，就“金砖五国”而言，谋求更好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大的国际声量，不可将希望寄托在G20身上，而是要聚力构造与拓展更为广泛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