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摆脱经济低速增长和不确定性带来的“低增长风险”挑战。防止经济低速增长状态长期化，保持和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导致经济衰退。根据2023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0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我国GDP总量约为18.0万亿美元，经济增长速度为3%。很显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下降。2020—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2.3%、8.1%和3%，经济增长速度波动幅度过大，无论是过高增长速度或者过低增长速度，都会导致经济增长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不确定性波动风险。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和稳定在合理区间，才能够稳定社会就业、稳定财政收支、稳定金融市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运行。

 

其二，阻止人口持续负增长与人力资源供给衰减带来的“人口负增长”挑战。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全国人口为14.1175亿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育龄妇女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双减少现象。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与2021年相比，2022年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减少400多万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66万人，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需防止人口负增长及人力资本大规模衰退导致的人力资本供给不足风险。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力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大规模人口过快下降，必然损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和长期趋势。人口负增长具有历史惯性，短期之内难以扭转演化态势，如果不采取促进人口增长的战略性举措，人力资源供给衰减将损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人口负增长和人力资源供给衰减的挑战在三个方面影响最为显著：一是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削弱经济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社会运行成本提高且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削弱社会活力和社会创新动力，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弱化经济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和创新力；三是削弱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综合比较竞争优势，不利于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科技大国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和科技强国转型。

 

其三，防止大国博弈升级及失序带来的世界经济“去中国化”挑战。当前，大国竞争博弈、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贸易摩擦冲突升级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发起对华贸易战，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仍然延续了对华贸易遏制和打压政策，中美贸易摩擦和冲突已经表现出常态化和长期化态势，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华科技战特别是半导体及数字技术领域的技术、产业冲突升级风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外部风险。中国经济发展及国力的快速崛起，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仅造成了竞争压力和焦虑，还直接诱发了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自信，由此形成美西方的全精英、全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反华民粹主义氛围，对华遏制和打压成为美国及西方主要大国的政治正确和政治共识。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主导的两届政府和参众两院，虽然身份政治、民粹政治和党争政治导致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但在反华、遏华方面却能够取得共识，反华已经成为美西方社会弥合党争分歧和凝结社会共识的凭借和纽带。大国博弈升级及失序带来的战略性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一是以“断链脱钩”为政策指向的超级保护主义（super protectionism）和逆全球化损害了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价值链的增值性、创新链的衔接性，损害中国产业与市场利益；二是美西方推行的世界经济“去中国化”，试图通过贸易战、科技战、构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联盟、跨国制度体系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把中国挤压出主流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三是挑起地区摩擦冲突，阻挠中国完全统一，损害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

 

其四，防范国际冲突与战争全球蔓延和网络化外溢导致的“国际冲突激化”挑战。2022年乌克兰危机激化以来，美西方国家深度卷入，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受到影响和波及。目前，乌克兰危机正在向长期化、持久战、消耗战的方向发展和演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牵连并卷入其中，冲突和战争的全球化蔓延和网络化外溢日益显著。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置身事外，必然受到影响和冲击，中国的中立立场和政策选择受到美西方国家的抹黑和污蔑，一些国际反华势力突破底线和红线，试图让中国卷入其中并借此遏制中国发展。国际冲突激化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四：一是被动卷入地区乃至国际冲突导致的外交、政治、经济及军事风险，给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造成冲击；二是冲突各方试图通过让中国选边站队增加自身博弈筹码，甚至通过“挖坑”“埋雷”方式引导乃至诱惑中国的被动选择，给中国发展设“赌场”和“堵点”，形成中国国际战略与政策选择挑战；三是抹黑中国道义形象，试图强行把中国与冲突不利方、弱势方乃至可能的最终失利方绑架，让中国陷入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不利境地；四是美西方一些反华势力试图“祸水东引”，把地区及国际冲突风险导向中国，甚至通过“颜色革命”等方式引发中国内部矛盾，谋求冲突扩大化的遏华目标。

 

其五，适应数字技术研发、数字产业进化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数字技术“卡脖子”难题和“数字革命”挑战。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区块链为代表的现代数字技术发展正在推动第四次技术和产业革命，如果不能够走在数字技术发展前列，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低质量。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数字经济产出已经占国民经济产出比重的三成以上，中国正在推动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中国推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仍然面临着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的关键领域被“卡脖子”、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不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等多方挑战。这些挑战集中表现为五方面：一是底层上游数字技术和顶层下游数字技术同时存在被“上下卡脖子”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中国在芯片设计、生产和应用领域被美国及其盟友制裁和限制；二是软件数字技术和硬件数字技术同时存在“硬软卡脖子”问题，在整个互联网及通讯技术领域最为显著，从设计及应用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和设备硬件受到全产业链的专利和技术限制；三是大型跨国数字企业和中小型数字企业同时存在“大小卡脖子”问题，美国不仅对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大型跨国公司进行制裁，而且对中国一些中小微技术企业也进行打压和限制，对中国各种规模、类型的技术研发企业实施全覆盖制裁；四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面临的规则约束、预算约束和技术约束，如何突破规则体系、资金投入和数字技术的限制，面临诸多困难；五是一些平台企业的大数据垄断、大数据杀熟和资本无序扩张阻碍了数字技术革命和数字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政府监管能力和效率提出了新要求。

 

 

 作者：保建云  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