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投资增长新动力不足及新瓶颈约束问题。疫情对中国投资增长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投资增长约束瓶颈日益凸显，投资增长的动力不足，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速出现月度负增长现象，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及民营投资增速较低，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过快。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0%，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长分别只有0.2%和3.0%，民间投资增长只有0.9%，2022年4月和11月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速分别为-0.76%和-0.54%。投资增速下降乃至出现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出现投资增长瓶颈及投资增长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五方面：一是存量投资规模约束效应，大规模存量投资对新增投资产生抑制和排除作用，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度下降；二是民间投资动力不足，存在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某种替代和挤出效应；三是疫情的投资负向冲击效应，导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出现下降；四是投资回报率和风险冲击效应，因为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投资风险分布不均衡导致第一产业投资增速缓慢；五是预期及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波动效应，受疫情和防疫调控政策叠加的影响，出现投资非乐观预期和投资不确定性波动风险，这也是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环比负增长的原因。

 

其二，消费持续增长乏力及制度性约束问题。过去三年，社会消费受到疫情冲击最为显著，特别是商场零售业、餐饮业、旅游业、航空和交通运输业受到的冲击和影响较大，抑制了社会消费的有效增长，甚至出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下降乃至负增长现象，消费持续增长乏力及制度化约束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8.0448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下降0.2%，餐饮业收入为4.394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下降6.3%，2022年有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速度为负值，2022年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速度甚至下降到-3.46%。消费增长乏力及制度性约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疫情制约了社会大众消费选择和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活动受到制约，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疫情改变了社会大众的消费预期，增加了消费风险，降低了消费欲望；三是疫情导致部分行业产出、收入和利润下降乃至破产倒闭，导致相关行业就业率下降及收入递减，社会购买力下降导致消费增长乏力；四是低收入行业和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导致有购买力支持的有效需要不足，部分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人群消费增长边际性贡献表现出递减态势，抑制了社会消费内生性增长；五是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刚需支出对社会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使得社会消费支出和规模受到压缩和限制。

 

其三，国际市场约束硬化及新贸易保护主义制约问题。我国不仅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从2021年开始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占用全球市场的最大贸易份额，国际市场需求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世纪疫情、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也制约了中国的外向市场拓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虽然受到疫情冲击，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仍然逆市上扬，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2.0678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7%，贸易顺差达到5.8630万亿元人民币，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2月份，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77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速度只有0.6%，其中出口2.1697万亿元人民币，下降了0.5%。国际市场约束及贸易保护主义制约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困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经济低速增长乃至衰退风险，世界经济增长及市场规模扩大受限，中国产品及服务出口市场规模有限；二是美国及其盟国发起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行动，通过脱钩断链及各种去中国化行动试图把中国与世界实现割裂，全球产业链的完全性、供应链的安全性及稳定性、价值链的增值性受到冲击和破坏；三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加之乌克兰危机、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特别是能源、粮食市场的波动风险，使得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经济合作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风险。

 

其四，宏观调控政策新约束及财政金融风险均衡治理问题。需防范国内、区域和全球性金融与债务风险及危机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挑战。后疫情时代，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国际货币市场的波动乃至动荡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生系统性金融与债务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伴随着美联署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政策实施及其调整必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就国内而言，疫情期间，我国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持续增加，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则较为有限，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出现的财政赤字风险持续增加，如何防范国内财政与金融风险，也是重要挑战。财政金融风险均衡治理问题突出表现在三点：一是国际金融及债务危机风险持续存在，世界经济复苏困难、全球货币及金融市场动荡诱发的国际金融及债务危机对国内金融企业、金融体系及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及传染效应，诱发国内金融及债务风险；二是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持续存在，疫情对地方经济冲击具有惯性和滞后影响效应，使得部分地方政府较长时期内财政增收困难、财政刚需支出难于调整，导致部分地方财政赤字、财政压力和债务违约风险上升；三是企业经营困难及债务违约风险持续存在，疫情对大多数中小型服务企业的冲击最为显著，大量中小型服务企业破产倒闭或经营困难，疫情缓解后，经营困难企业复工复产和脱困需要时间和政策支持，新兴企业建立和发展也需要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面临的困难和债务风险仍然存在。

 

其五，新旧动能转换赤字及新动能培育新困难问题。在疫情以前，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阶段转换，中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但疫情冲击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中高速增长状态与中低速增长状态的波动态势，甚至出现宏观经济的季度增长速度和月度增长速度的中低速波动增长态势。2021—2022年，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波动式下降态势。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波动式下降态势。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环比增长速度的波动式下降态势则更为显著，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环比数据表现出波动式下降态势，环比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波动幅度下降，表现出低速增长状态长期化和稳定化演化态势。除疫情冲击外，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矛盾和新增长动能培育不足是重要原因，突出表现为三方面：一是一些地区和产业领域出现传统增长动能弱化和衰减，但新增长动能处于成长阶段，传统增长损失不能够得到新增长弥补，出现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赤字和矛盾，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二是一些地区或者产业传统增长动能被破除的同时，新增长动能没有建立起来，出现整体增长投入和增长动能不足乃至衰减现象；三是传统增长动能和新增长动能同时衰减，经济增长失能和失速。

 

本文作者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对口支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新疆大学国家安全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西北边疆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及对策研究”（ZD2022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保建云  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