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财政投资的普惠性不足，无法更多提升最具消费欲望的低收入公众的收入。所以，有学者建议，应当着力增加“中国水循环”建设，不仅可以大量消耗传统过剩产能，而且可允许大量普通劳动力参与，更有利于消费增长。

 

第二，尽管财政政策对经济拉动可以立竿见影，但它毕竟是短期政策，必须补全货币政策作为中期政策的短板，尤其需要通过坚定货币政策方向，大力扭转市场预期，而且至少要持续到经济预期有效、稳定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应当可以肯定，从目前到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当更多倾斜于就业和拉动内需。最关键的是，体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和持之以恒的耐心。

 

货币政策就是这样，大家对它非常敏感，以至于央行任何一点犹疑都将被市场察觉和猜忌，极易导致因误判而前功尽弃。所以，该下决心了，这个决心应当明确货币政策的趋向为，在“不降息”的前提下，大量释放长期基础货币。同时要给市场解释清楚，这个方式是为了转变金融期限结构，而非“大水漫灌”；是通过提高基础货币、长期基础货币数量，同时压低货币乘数，管控M2增速，并推动金融长期化、资本化，使金融市场“不缺资金也不缺资本”，能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三，央行在释放长期基础货币时应当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密切结合。比如，通过收购地方政府债务，相应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有效增强地方政府债务的市场流动性，拉长政府债务期限，为政府债务处置赢得“以时间换空间”的机会。一般而言，在不破坏经济健康的前提下，稳步破解债务危机主要方法，无非是避免流动性风险的频繁冲击并以此稳定市场信心，然后是以股权资本扩张或增值，拉低债务率，并最终覆盖债务风险。用这样的方法缓释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会大大提升地方政府的经济热情。

 

这显然需要资本市场的有效发育去逐步实现，同样需要时间，需要在较长的时间里，使金融市场能够更多地创造资本。所以，央行应当转变货币政策方式，以政府债券作为吞吐基础货币的工具。注意，这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而是财政赤字资本化。因为，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债务背后都对应着足够的优质资产，这些资产只是短期内还不能带来足够的现金流，但未来可期。

 

一些金融人认为，国家在中西部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效益低，对应债务品质很低。但必须指出，如果我们确认这类基础设施资产的形成，是推动落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就应该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各方有生力量为之保驾护航，尤其需要央行和财政的密切配合，以财政赤字资本化的方式，舒缓地方存量债务压力，为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健康腾挪出时间和空间，而不能让债务拖垮地方财政，甚至拖垮地方经济。

 

第四，确保疫情中出台的各项经济支持政策不能减力而更该加力。疫情三年之后的经济恢复绝非一朝一夕，其过程中的时间差，或需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所以，疫情期间的经济政策只能保障企业活下来，而现在的问题是，活下来的企业如果发展，政策必须给予足够的空间。所以，支持政策不仅不能退出，反而需要更加有效、更大力度。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两个问题：第一，大家对三年疫情给经济带来的破坏力，估计不足；对经济恢复之难，估计不足。第二，因为这样的估计不足，使得经济支持政策过早、过快退出，导致整体经营环境压抑，中小企业有劲儿不敢使，有劲儿使不上。所以，我们亟须做出必要的检视，对“政策见好就收”的问题说不。

 

举个典型的例子，疫情期间投放给企业的贷款什么时候还？现在是，这些短期贷款到期就得还。但企业还得起吗？疫情期间的贷款大量被用于维系员工生活和其他企业成本，根本谈不上收益。疫情过了，本该大干一场，但现实是，不仅得不到大干一场的金融支持，反而被银行催债、还债，什么结果？干不成了。有人说，贷款不是有展期吗？是，但展期是被迫而有限的，根本无法支持企业发展中长期需求，尤其不能带给企业家以良性的发展预期。所以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当下企业发展，在央行更多创造资本，银行长期资金充裕的前提下共同努力，把短期贷款置换为中长期贷款，彻底转变企业家经济预期。

 

第五，在整个经济政策发力过程中，切忌机械的“计算式”金融和财政政策供给，必须确保投入“饵料”数量能让一池鱼大大小小都吃饱，而不是大鱼撑着、小鱼饿着。尤其不能让“计算式”经济政策左右市场预期，因为精明的经营主体没等经济政策达到“计算极值”，会率先退出，率先“见好就收”，并使经济政策前功尽弃。

 

第六，大幅增强市场预期管理，大大提高重要经济部门与市场沟通的频次，及时破解市场“群体性认知”错误。宏观经济决策者必须高度注重行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运用，以高超的艺术手段，不断提高预期引导效率，而绝非机械的技术教条。

 

比如，主张货币政策“精准滴灌”出发点是可以兼顾总量和结构，但“精准滴灌”不易带来全社会预期的普遍向好，导致货币政策的效率打折扣。在此，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问题，中央银行和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对预期管理这一“艺术问题”的专门研究是不是不够？

 

另外，基于国际资本，尤其是股权资本、实业资本争夺日趋白热化的现实，有必要大幅提高市场预期管理力度，尤其是央行等各经济职能部门需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伸长耳朵聆听市场，瞪大眼睛关注市场，磨破嘴皮引导市场，及时解释市场关切，及时纠正市场认知偏差。

 

举个例子。实业资本、股权资本原本该非常欢迎低利率金融环境，股市应因此上涨，但偏偏就有人把A股走势和人民币汇率走势绑定，提出“人民币贬值A股下跌”的判断。毫无疑问，利息走低、人民币贬值预期会强化，但“人民币贬值A股下跌”的判断则完全背离了股市欢迎低利率的基本逻辑。如此评判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第一，让资本跨境流动左右A股走势，废掉资本自主定价权。第二，让中国在全球股权资本争夺中处于劣势。第三，这实际是“两头堵”战术，降息，这种“群体性认识错误”就放大人民币贬值预期，放大资本逃逸对A股市场的影响；加息，则放大加息对股市估值的影响，却不再说人民币升值、资本流入的因素。

 

如此复杂的问题，如何让普通投资者理解？于是，在A股市场极易引发这类“群体性认知错误”，别有用心者往往会利用这种“羊群效应”驱赶市场走向不利于经济的方向。这样的舆论环境显然对经济和资本市场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应当由更加专业的权威部门和人士给出及时的矫正。

 

第七，在金融市场更多生成资本的过程中，我们依然要控制IPO节奏、数量，不能让宝贵的股权投资偏好的资本，撒胡椒面式地分散给无穷无尽的希望上市的公司，而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做大做强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

 

有人说，这会导致股市泡沫。这样的判断似是而非。的确，如果股市一年涨3倍，那一定是泡沫，因为上市公司盈利不可能普遍一年涨3倍；但如果10年涨3倍就不一样了，不仅许多企业的利润增长可以跟上，而且丰沛的股权资本所带来的创新预期，会给股价带来极大支撑。所以，只要管理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的节奏，而且坚持数年，股市就不会整体性地暴涨暴跌，并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从而为拉动需求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有必要利用制度优势，并借重丰富而低估的国有股权，让全体人民的部分储蓄能够通过一些渠道，购买这些低估值股票，从而使之有机会分享中国经济，尤其是大型国企成长所带来的丰厚红利。

 

第八，回归“投资拉动收入，收入拉动消费”的基本内需增长规律，正如中央所说，要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

 

如果没有收入增长的支撑，单纯靠消费拉动经济，可能经济增长一时保住了，但继续消费的潜力和能力大幅弱化。“五一”长假的市场事实告诉我们，较为热闹的消费往往是“口红效应”下的淄博烧烤、影院经济、低成本自驾游等。

 

怎么办？扩大财政投资的普惠性，拉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尤其应当支持农村住房改造、乡村特色经济，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比如，政府可以补贴建立乡村直播带货，为大山里的农产品进入城市消费提供便利条件，等等。

 

第九，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当代货币政策研究表明，对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遵从，只会导致国家经济“空心化”，进而极致性地将国家推向金融资本主义架构。

 

原因是，如上所论，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会导致金融短期化，而短期化的金融产品只适宜金融货币投机，使金融背离实体经济需求，这是国家经济“空心化”的根源。而且长期资本的越发稀缺会使实业资本渴求金融支持，从而促成金融资本地位大大超越实业资本地位，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这就是金融资本主义。与此同时，1元长期债务需要5元甚至更多的短期债务滚动支撑，必然导致债务大爆炸和极高流动性风险，这也是近40年在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遵从下，金融危机遍及世界、此起彼伏、越发频繁的关键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家严重关切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缺陷。以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了积极探索。比如，伯南克认为，金融短期化的根源在于货币发行权旁落，即在美联储不投放基础货币的前提下，容忍商业金融巨头用推高货币乘数的方法去创造信用、创造货币。正如本文上面所述，金融短期化必然发生。

 

怎么办？提高基础货币、压低货币乘数。公开资料显示，在美联储通过QE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尤其是长期基础货币之下，美国的货币乘数走低。同时，如图3所示，在美联储大量投放长期基础货币的背景下，美国M2增速并未快速升高，反而波折下降。这是为什么？因为，M2中存款的期限结构发生变化，同时1美元长期基础货币投放，可以取代5美元甚至更多的短期借贷，导致M2增速回落。

 

对此，伯南克的解释是，基础货币是“永远不必回收的债务”，其性质等同于“国家股权资本”。所以，破解全社会债务杠杆过高，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市场注入大量的“国家股权资本”。从结果看，伯南克是成功的。连续11年的股市上涨，是大量的美国重要企业，其资产负债表恢复健康。

 

那不是也导致美国恶性通胀？不。图3告诉我们，那是2020年之后，特朗普因错误估计了疫情的严重性，并逼迫鲍威尔“开飞机撒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2020年之后美国M2增速暴涨与2019年之前大相径庭，这才是导致美国恶性通胀的关键所在。

 

第十，避免走向“无利润”经济陷阱。经济学有个重要定律，当商品信息足够透明之时，商品利润将无限趋近于零。毫无疑问，随着互联网商业的突飞猛进，商品信息的透明度已非昨日可比。它确实带来了商品交易效率的提高，确实带来了人们生活购物的方便，也确实带来相当程度的价格降低，但同时也带来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商业利润会否因此而大幅降低？商业领域可以容留就业是否过少？越发微薄的商业利润，除部分流进渠道垄断者口袋以外，其他商家是否还能获取足够的商业利润？会否导致经济“内卷”越发严重？第二，是否已经形成过度竞争的商业态势？激烈竞争会否导致过度渲染的宣传和过低的商品价格，从而导致大量无效消费？加上运输过程中过于臃肿的包装，会否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是否与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存在矛盾？

 

所以未来，如何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找到各方利益新的平衡点，让有限的商品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避免大量浪费而又能供养更多的就业，恐怕也是摆在政府面前、考验其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这就要求经济智库和有关部门加紧研究，止住利润不断下滑的“过卷”，避免走向“无利润”经济陷阱。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孙庭阳 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