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化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三方面。

 

第一，发达国家内部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作岗位被别国抢去了，工资被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压低了。这导致发达国家工资上不去、就业机会减少。这是全球化遇到障碍的一个因素。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各国内部政策要调整，另一个是需要围绕税收进行国际协调。现在国际上也有一些税收协调了。

 

第二个导致全球化遇到障碍的因素是货币安排。二战以后，各国货币盯住美元，美元和黄金绑到一起。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把黄金和美元脱钩，之后美元代替黄金，成为储备和交易结算货币。这种状况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国际储备和交易结算货币的锚。但实际运行中美国国内政策成了美元的“锚”。这种安排有一些内在问题，导致现在的全球失衡。解决这个问题更需要国际协调。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提出解决办法，但还需继续深入研究。

 

全球化遇到障碍，除上面两个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眼下，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发达国家担忧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快速发展和追赶，导致他们丧失技术优势，于是发达国家采取了封锁技术的措施。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不利于发达国家自身，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全球。

 

发达国家这类做法背后的考虑是什么呢？

 

萨缪尔森2004年写过一篇文章。我们都知道，贸易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各国比较优势不同。因为比较优势不同才有贸易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贸易，各国都能改善福利。中国和美国比较优势是不同的，比如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鞋和袜子，美国的比较优势在波音飞机。

 

萨缪尔森认为，中国追赶的时候就应该提高帽子、鞋子、袜子的生产率，不要在飞机的生产率上追赶美国。否则，如果中国在飞机生产率上快速追赶美国，到一定时候，尽管中国飞机、帽子、袜子绝对生产率都低于美国，但只要中国飞机和鞋袜帽子的相对生产率和美国趋同，就意味着中国比较优势和美国一样，那两个国家就没有必要开展贸易。这时美国的福利就会受损失。这是萨缪尔森的担忧。

 

该文章的政策含义，就是要通过种种政策来限制追赶国家，使得追赶国家别在飞机生产率上追赶，而只在帽子、袜子上不断提高生产率。这样的话，比较优势才得以存续，才有必要继续搞贸易。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对中国抬高关税等措施的时候，包括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内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贸易能够做大蛋糕、改善福利。如果经济学列几个公认程度最高的共识，这一定是其中之一。但美国政府实际采取的做法，大家都看到了。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就采取措施，不仅对中国封锁技术，而且也在协调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立场。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说法，这叫“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或者如美国智库说的那样，是“小院高墙”。

 

国际上对目前技术封锁以及可能导致的连锁反应，也非常担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他说人类历史上上一次经历和我们目前这样快速科技进步，还是几百年前的启蒙运动时期。那时技术在进步，但管理这些进步带来的变化的框架也在进步。他担心在今天这个时代技术快速进步的同时，管理这些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的框架落后，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甚至有可能导致激烈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际经贸谈判中，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为此，需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框架，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作者 刘培林 浙江大学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