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十九大报告、十四五规划，还是二十大报告，在对构建我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表述中，都有一个核心思想，即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层面上。也就是说，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立足点是如何更好地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中国制造2025》对此进行了很好地解释：“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全球主要国家均进入以抢夺高端制造业，甚至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竞争模式阶段。很多国家都深刻认识到，制造业是维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和决定性因素，并将培育和强化本国自主可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部分。因此，中国能否在全球制造业大体系里取得应有的竞争地位和份额，已经逐步演变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性、基础性、决定性的因素。

 

另一方面，面对当前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正在试图打造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国需要高度警惕“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信念能否继续维持，高度关注美欧等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发起的全局性或局部性脱钩行为策略，高度防范当前“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已死论”、“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走向终结论”等思想盛行的苗头。

 

 

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2万亿，占GDP比重达到27.7%，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4.9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29.47%；欧盟27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43万亿美元，占比14.38%；美国制造业为2.81万美元，占比16.63%；印度、韩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0.48万亿和0.4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当前中国制造业规模达到欧美总和的95.04%，相当于印度的10.38倍。

 

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66年-199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剧烈波动，于一九七几年到达最高点后逐步下滑；1998-201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所波动，但总体稳定在31%-32%之间；2012年以来，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处于下滑态势，至今已下滑了七点几个百分点。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否会持续处于下滑的态势？占比应该稳定在什么水平，才最有利于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有利于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种观点认为，以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高，特别是1960-199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均值达到34.27%，处于所有国家的相对前列。即使是2000年之后，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第三产业需要得到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剥离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原本过高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出现下降趋势是合理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可能出现了过早、过快下降的情况。韩国人均GDP由1999年10672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4086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则由1999年24.66%提升至2007年的25.48%，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但没有持续下降，反而稳中有升。对比来看，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5618美元时就出现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滑的现象，这种下滑可能是过早、过快的。

 

从全球情况来看，1990年-2019年期间，大部分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出现了下滑，比如瑞士、葡萄牙等国下滑0-5个百分点；意大利、英国等下滑5-10个百分点；法国、新西兰、芬兰下滑10-20个百分点，韩国是为数不多的正增长国家。

 

从韩国、德国、美国、日本四个工业化强国的经验来看，韩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相对稳定，德国、美国、日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自2000年以来也处于相对平稳期，下降的趋势基本被遏制住了。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不会持续下滑，可能会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平稳期。我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在2021年-2025年期间，前20年中国必须保持25%以上的较高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而在后10年，至少要将该比重维持在20%甚至22%以上。20%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是中国未来必须坚守的发展底线目标。

 

 

这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最需要从政策、市场、企业等层面综合发力、重点突破、重点推动的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可以看出，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当前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

 

当前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大而不全”、“全而不精”、“韧中有脆”，局部梗阻和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突出。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产业链地区同质化竞争突出，高品质、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等，构成了当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大问题和风险。这就要求我们聚焦当前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和卡点问题，锻长板、补短板、强基础，全面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提高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深入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同时，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解决中国“卡脖子”领域的问题。

 

然而，重点产业链“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面临的问题不是短期政策可以一蹴而就解决的。一方面，很多“卡脖子”的问题不仅分布在新兴制造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未来产业领域，涉及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生产工艺以及各种工业设计和应用软件系统，也分布在很多传统制造业领域。另一方面，多数“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问题，不仅是单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问题，而是国家创新体系不畅通、存在某些关键的机制体制障碍的问题。它贯穿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和工程化研究等各环节，导致单个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有效解决，必须依靠国家整体层面的产业体系综合力量。

 

2018年，科技日报列出了中国当时面临的最突出的35项“卡脖子”问题。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20余项“卡脖子”问题，还有14项未攻克。比如28纳米以下的高性能光刻机、高端的电容电阻、某些核心工业软件、光刻胶、投射式电镜、高强度不锈钢等。迄今为止，我国的高端电容电阻大部分仍然依靠国外进口，其市场规模高达1500亿人民币。有些技术问题我们有初步解决方案，但远没有达到全球最前沿的高端水平。

 

以半导体为例，它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卡脖子”的问题之一。我们梳理了半导体生产的55个环节，目前基本完成国产替代的只有9个环节；技术基本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产量产能还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的有26个环节；仅能替代部分或者中低端产品，但技术同国外还有一定差距的有15个环节。比如，上海微电子仅能做90纳米的光刻机，28纳米的相对高端的光刻机迄今为止只有试验样机，还无法进入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几乎完全依赖国外的有5个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解决“卡脖子”问题，打造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还任重道远。若不解决这些问题，建设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没有可靠的前提和保障。

 

 

2022年12月，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在出席开工仪式时说到：“地缘政治彻底改变了半导体制造商面临的处境，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几乎已死，而且不太可能卷土重来。”2023年2月韩国主流媒体指出，随着美国日益内部化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持续了30年的分工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这似乎预示着全球制造业的分工和贸易体系好像正在走向衰退甚至终结。

 

当前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来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全面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策略。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种封锁是否会对中国制造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产生巨大的外部冲击，以及在国内外复杂的环境下，应该如何采取合适的策略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我们需要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全局性脱钩行为对中美双方利益有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中国处在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快速扩大的发展阶段，而美国正处于国内消费市场相对饱和的发展阶段。一旦美国联合欧盟等其他国家组建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全球制造业体系，就会彻底激活中国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依靠构建国内完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来谋求全球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换言之，2020年-2050年这三十年间，若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扩大4倍，就可以弥补失去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对于美国来说，它的经济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其自身的消费市场已经进入到相对饱和的阶段，缺失的中国市场难以通过自身消费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得到补偿；二是即便美国通过本土企业或类似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来完全替代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但这也意味着相对高的成本，会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影响其经济稳定。

 

长期来看，中国在面对中美经济脱钩，特别是制造业脱钩、技术脱钩时，比美国具备更多的战略缓冲和发展模式调整的空间。美国试图培养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替代中国，不仅仅是替代中国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也想将这些发展中国家培养成为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但要把类似印度这样的国家国内消费能力培养起来的难度，与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初等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的难度截然不同，这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发展竞争引致中美科技创新竞争，逐渐演变为中美制造业体系的竞争，这将进一步诱发中美双方价值观对立行为，导致双方国家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异，从而引起对双方制造业产品的厌恶抵制和排斥情绪，加快中美经济脱钩。目前，已经有部分美国的消费者对中国产品产生了排斥抵制心理，“民族情绪”似乎正在成为影响一国普通民众对其他国家制造业产品消费偏好的重要因素。

 

 

当前，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聚焦在对新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招商引资和培育发展的残酷竞争上。能够抢占某种新兴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城市和地区，其GDP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人口净流入的地区；相反，一旦错失了对新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关注和培育的招商引资的优势，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速就会趋缓，地区经济发展就将面临极大的挑战。例如成都、合肥、武汉等城市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较好，成为人口净流入地。可以发现，这几个地区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兴制造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南北分化的问题。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关键设备、零配件、元器件乃至全产业链，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地区，而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分布极为有限。这意味着，中国北方地区在新能源车的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再比如北京的集成电路设计曾经是全国最强的，但现在已经被上海全面超越了。无论是在传统还是新一代集成电路的产业体系中，长三角都已经全面超越了京津冀。东北地区更是如此，除了军工产品之外，东北地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优势。从这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趋势的重新布局中，可以窥见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差距。这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格局成为了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推动力。

 

 

1）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被区域分割，并且形成了同质化竞争发展的困局

 

通过梳理各地区的“十四五”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可以发现绝大部分重点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都是雷同的，没有形成差异化和区域分工。这种战略层面的同质化竞争格局既造成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同质化竞争，也使得地方政府扶持资金普遍产生分散化、片段化、孤立化效应，削弱了政府产业政策的集聚、协同和合力效应，造成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体系的一体化优势被区域分割。

 

2）技术密集型外资制造业企业加速撤离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外资制造业企业加速外移

 

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集体式撤离的苗头。很多台资企业也正在大规模的撤离或者筹划撤离，特别是在一些中高端集成电路的制造业企业上，这种集群式撤离的现象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中国境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出现了产业链供应链整体加速从中国转移的现象，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台资企业更是加快向中国大陆外转移。这些台资企业以前是移向越南、东南亚地区甚至印度，现在主要是移向了墨西哥。

 

6、如何理解和实施“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不仅是一个产业，更是国家实施“稳增长”型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但这项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难以避免会面临由于东部发达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而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向人口和产业密集度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延伸，进而导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拉动的边际效应逐步弱化的现象。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边际拉动效应在不同地区有巨大的差异，很多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设施建构得再好，对于经济的拉动效益也并不高。这种边际效应逐步弱化的现象，不仅会发生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也可能会发生在信息领域中。因此，不能延续以往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稳增长”财政政策，而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逐步转移到颠覆性的、突破性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二十大报告对于新型基础设施的定义有三个维度，其中第三个维度是创新基础设施。我认为，应该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定位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点方向；把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设定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点突破口，真正落实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主体责任。一方面，不能将基础设施的建设局限于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主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局限在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是要从加快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基础研究的综合实力等角度出发，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关于各级政府针对新型基础设施投入领域的建议：1）将基础研究占R&D经费投入的比重尽快提高到8%乃至10%以上，向美国19%的水平看齐；2）将国家自然基金的规模扩大到1000亿以上，强化自由式探索创新和非共识创新的机制体制突破，强化稳定性支持的力度，并将企业和个人纳入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主体，促进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主体，使企业部门的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0%以上；3）鼓励各级政府成立针对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的主导新型基金，并将其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领域之一。

 

文章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