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导致劳动力供给数量紧张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双双下降。根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8.94亿人，与2010年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十年间减少4500多万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从2010年的70%降到2020年的63%。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劳动力资源仍较为充沛，在较长一个时期内解决就业仍然是首要问题。

 

高质量发展导致就业期待提升，会增大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压力。新时代十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稳居世界第二位（18.5%），人均GDP达到8.1万元，城镇化率达到64.7%，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我国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3.8年，劳动者素质大幅提升。

 

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1万元，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基于这些经济发展与就业发展新成效，劳动者对工作报酬、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工作选择等各方面有着更多更高质量的要求和更广泛多元期待。就业能力还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的需要。经历经济新常态、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转型的洗礼，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在经营管理各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逐步积累了一大批兼具良好专业训练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才，也对新招聘人员提出了更新更高能力要求。以知识吸收型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所培养的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快速变化的企业用人能力要求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缺口，对有效劳动力供给带来困扰。

 

从劳动力需求看，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短期结构性需求波动

 

我国正在从工业经济结构向数字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与新的数字技术渗透到经济结构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单元。从短期看，技术创新对就业一定具有破坏性，特别是技术经济范式性变化会导致就业市场波动加大。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新兴技术行业逐渐成熟壮大，会进一步扩大对劳动力的新需求。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已超过10亿人，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数字化，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经济结构将日益成型，劳动力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非劳动力市场因素导致就业需求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下行压力。新冠肺炎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用人单位减少新招聘人员，给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就业群体带来巨大压力。这从持续走高的青年失业率就可以得到印证。

 

从劳动力供求匹配看，信息过载导致工作搜寻成本过大，专业化主动精准匹配能力不足，供求匹配效率效果不好

 

劳动力供求匹配的问题从工业经济时代的信息不足变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过载，但是供求匹配技术和手段没有同步进化适应，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匹配从一种低效走向另一种低效。需要更好发挥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特别是数字技术赋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方面需要加大力度，构建能够开展供求信息精准匹配而且能够主动向供求双方推送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新一代智能化就业服务系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业雇主组织）在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与共享使用方面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机制设计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特别是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匹配需要设计更加合理的时间结构，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招录应该尽可能提前开展。

 

从就业总体形势看，不仅需要关注不同群体的就业状况，也需要关注与就业直接相关的收入、社会保障状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自2018年以来，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上升，2022年7月冲上接近20%的创纪录水平，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得到特别关注。自2022年2月起，全国外来户籍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跨省流动农民工规模自2016年（7666万人）起逐年减少，到2020年下降到7052万人。自2020年6月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力量的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上都超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

 

从收入方面看，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大体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持平，平均而言，就业所带来的收入主要是维持生计所需。收入差距仍然需改进。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关注从更多基于国民身份向更多基于工作本身转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定位与体系设计仍缺乏成型的方案。城镇化带来就业缓冲区弱化，新农民工不会再回到农村地区生活，就业硬着陆风险加大。

 

（作者：杨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文章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