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首先表示，当前全球正面临着更加严峻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市场不断释放强烈信号，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大变化。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全球流动性也在收缩，金融机构稳定性和盈利能力不断承压。最近两年，一些“黑天鹅”事件接连发生，给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健和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在谈及经济与金融关系时，刘金从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即从三者之间即对立又关联的关系中进行深度思考并分享。

 

　　他说，去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严峻的通胀压力，对各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社会民生带来了较大影响。为遏制通胀，美联储、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已分别累计加息450、375和300个基点，政策利率水平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随着利率中枢快速抬升，金融资产面临着重新定价的风险，过去在低利率环境下“借短用长”的资产负债策略面临着较大的冲击。利率快速上行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降，金融机构投资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国债等金融产品将面临着较大的账面亏损，投资者出于流动性需要或主动避险需要而集中抛售金融资产，可能引发赎回或挤兑风险。无论是英国养老金市场危机，还是黑石基金赎回危机，以及近期的硅谷银行等机构倒闭危机，都是这些风险的集中体现。

 

　　作为财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理财市场去年10月份也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由于各家理财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采取的迅速而有力的措施，使得这些风险最后没有酿成大的冲击。

 

　　他通过斯里兰卡发生的主权债务违约一事。指出货币政策是调控通胀的重要手段，也逐渐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变量。

 

　　他在谈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时表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需要加大宏观政策的调节力度，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的设计。

 

　　他认为，宏观调控政策有其调控空间和限制条件，强刺激和“大水漫灌”终将危及物价和金融稳定。

 

　　刘金特别指出，对于部分大国来说，可以通过需求扩张和跨境资本流动将货币超发的副作用转嫁出去，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他国货币超发的冲击，导致本国输入性通胀问题日益严重，跨境资本大进大出，金融脆弱性显著上升，相关风险也会回溢到发达经济体。

 

　　他强调“财政赤字货币化操作是有代价的，货币超发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

 

　　对于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是物质财富创造的基础，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水平和质量。金融归根到底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发展不足，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无法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但如果发展过度，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要，则会出现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大量流动性将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将提高，一旦泡沫破裂可能还会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只有预期稳，金融市场才能更加活跃，全球财富管理行业才能获得更好发展；只有市场稳，金融机构才能有效地定价；只有经济稳，金融风险才能得到控制，金融投资才能获得稳定的回报。”他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