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大报告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著名“三农”专家、我院院长温铁军认为，中央一号文件全面地近乎事无巨细地涉及到了二十大确立的方向性要求，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都和乡村振兴有关。温铁军表示，遵照“人口规模巨大和共同富裕”这前两个特征，最主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据此看，在三农现代化中，就是长期占中国户籍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群体的现代化；“而如何促进农民为主体的乡土文化融入精神文明，则是三农现代化的关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体现两山新理念下的生态农业新格局，更是农民为主体的产业兴旺的重要根基，据此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相配套的深改，也是当前乃至未来需要认真思考和不断探索的问题。”

 

 

新京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你看来，今年的文件有何特点？

 

温铁军：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非常全面，三农工作中的各个方面，在文件中都有涉及。这一方面说明三农工作非常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三农工作应该特别强调辩证思想，因地制宜地提纲挈领，才能纲举目张。

 

新京报：文件再一次重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怎么理解？

 

温铁军：这一次中央一号文件，是在二十大之后提出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很大程度上，这些主要特征都和乡村振兴有关，文件中的很多内容也呼应了二十大报告。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与三农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时间是同步的。中央要求两个阶段：一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同步的；二是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也是同步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突出强农战略，把乡村振兴、三农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了。这个两阶段要求是战略性的，各部门和地方的工作安排都有跟进落实的责任。恐怕这也是今年一号文件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原因之一。人们看到，许多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工作，涉及复杂艰巨的操作内容，在文件表述中可能只有一句话，要真正使文件中的精神、政策表述落到实处，还需要各地不断地尝试和探索，形成新的经验。

 

 

新京报：为什么说三农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温铁军：如果把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与乡村振兴结合，就会发现，五大特征主要部分，都体现在乡村振兴中。

 

新京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温铁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点是去西方化的，其实主要表现在农村地区。我国的大城市，即使按西方标准现代化程度也高于一般发达国家，这是世界公认的。东南沿海许多县一级的城市现代化水平也都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程度。所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主要工作就是农村。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方面的主要工作，也还是在农村的农民群体和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主要强调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压舱石，做好三农工作是化危为机的重要基础，既能够让乡村继续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又能练好国内大循环的内功、夯实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下一个百年目标。第三，促进农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的多元文化融入精神文明，成为两个文明相协调的基本内容，并且有必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依存的教育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点。第四，重中之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要求乡村振兴必须贯彻“两山理念”。必须贯彻“城乡融合”，才能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带动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重大战略全面落实。生态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点很难在城市体现，恰是靠乡村振兴才能支撑“和平发展”的大国优势；尤其是在中国“底线”不断被恶意突破，外部风险急剧增加，过去约定俗成被接受为现代化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的“历史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下……有鉴于此，中央以乡村振兴配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决策，需要在加强乡村建设和生态化转型上做好功课。这些都需要把此前几十年的“产业为本”改为“以人为本”，突出强调在村农民和返乡、下乡人群在三农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合理安排深改内容；近期尤其需要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的政策优惠，才能有利于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新京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立足于国情农情，建设农业强国，怎样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两个文明相协调？

 

温铁军：这就涉及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本来就是乡土社会的农业文明为主体的。虽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近百年的主流叙事，但中华民族文明之要复兴的还是乡土文明、特别是生态文明依存其中的农业文明的复兴。我们不可能是殖民化通过反人类犯罪才能形成的大农场农业，几千年的小农村社制对文明延续的基础性贡献，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以适合这种条件约束的千差万别但包容可持续的方式，比如其中的立体循环农业、分布式农业等，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合一”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

 

新京报：为什么传统的农耕文明会成为民族复兴的内涵？

 

温铁军：举例来说，传统农耕文明时代，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央这些年来推进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的农村三变改革为手段的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等，体现的就是典型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我们在乡村发展中所重视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本来都是人民的，三变改革也是实现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以此推进制度安排带动起来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既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最高层次的精神文明。这一点，和生态资源与生态产业价值化实现的新发展理念，恰恰是有机结合、协调统一的。所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现代化，在乡村比城市更容易实现，且生态资源价值化相对产业资本麇集的城市经济转型成本也更低。

 

新京报：乡村振兴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有何联系？

 

温铁军：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个特征。从应对全球危机的对策来看，稳定是第一位的。维护三生合一乡村社会稳定至关重要。需知，近几年有数百万私营经济和数十万股份制公司注销、数千万打工者返乡，还有上千万市民下乡；这就亟需发动广大群众促进生态化的多业态的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这个十分迫切的要点在一号文件中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玑。只要在全球危机下，乡村仍然就能够吸纳大量回流劳动力，那么国家就是稳定的，和平发展就是有基础的。

 

 

新京报：中国式现代化和三农现代化、乡村振兴相统一，如何在具体的工作中实现这一统一？

 

温铁军：领导人指出，世上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不能罔顾国情去照搬西方在殖民化条件下做出的农业模式。要实现中国式三农现代化，只能走中国式乡村振兴的道路，那就要进行更多的理念调整和认识重构。过去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多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如新中国之初主要借鉴前苏联经验，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借鉴美国经验，这两种都是西方殖民化国家经验，都是大农场为经营主体的“一产化农业”。但这与我们要建设的中国式三农现代化差别很大，那就要求我们进行理念和认识上的调整。

 

新京报：怎么才能形成适合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理念？

 

温铁军：当前，领导人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是构建生态化发展新格局的指导思想，这就要理解，生态化发展本来就是时空各异的多样性发展，尤其是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环境极为复杂和多样，乡土文化更是“十里不同风”。因此，既然承认多样化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那么我们这个广土巨族的多样化的三农发展，并无“定于一尊”的一定之规，而是要立足于国情农情，鼓励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政策投入，同时辅之以有组织的调查研究，尤其是要发动不同地方植根脚下热土的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才能把怎样形成中国式三农现代化，变成一个可以清晰认识的知识体系。

 

新京报：怎样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三农现代化的理念？

 

温铁军：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本来就是丰富多样的，如间作套种、种养结合，村社多元、农户兼业等老百姓创造的本土化的农村经济模式，既可以有效实现立体循环农业维护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又能低成本地平衡种养两业的风险，本来就是三生合一的包容性可持续模式。这种模式现在仍然能够发挥综合效益，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形成显著的“正外部性”。在今天强调乡村“五大振兴”，就应该更加重视传统农耕社会留给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制度内涵，一方面清理过去的西方模式，对大规模养殖业、大范围单一品种种植业等重资产生产方式等进行反思和重新认识，另一方面则需立足自身特点求真务实地从数量型粗放增长向高质量高效益转型发展，在实现三农现代化进程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落到实处。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三农现代化，为什么不同于农业农村现代化？

 

温铁军：过去的表述中，更多出现的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是谁？按照二十大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来看，就是农民。所以应该提“中国式三农现代化”。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能看到很多关于新型经营主体、乡村人才、高素质农民等方面的表述，也强调了教育、技术等方面的投入。这实际上都涉及了人的现代化。

 

新京报：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包含了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这样以人为目的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如此理解？

 

温铁军：中国式现代化大部分内容都和三农现代化有关。过去，我们加强了政策、社会资本、技术等方面的投入，但所有的加强，都要落在人头上，怎么落实到人，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深改问题。

 

新京报：在你看来，三农现代化中，农民的现代化如何实现？

 

温铁军：在今天，乡村的主体也在逐渐的多元化。农民的现代化过程中，也需要重视实际上已经存在村社中的农民群体多元化。第一，当然是原本居住在乡村的人怎样通过“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起来。第二，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概念，农民为主体也包括从事农业生产及相关经营，或者居住在乡村的人。第三，若借鉴东亚模式，在村人口可以多种方式加入合作社。第四，从中国自身情况看，在村人口还应按照“在居住地生活半年以上”同样的原则准予落户，可以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准成员”。总之，许许多多的身份各异的人联合起来的村社共同体，才能有多元化多业态发展的条件。

 

我国这些年来推动农村三变改革重构集体经济、推动三社合一等，对农民主体地位的促进有初步作用，但仍然需要更全面的理解和政策调节，才能有利于作为乡村振兴、三农现代化主体的农民的现代化。事实上，来自外部的金融、治理、技术、投入、商业等任何方面的改革，包括相对应的政策投入，最终都得对接组织起来的农民。

 

这方面，一号文件的提法值得关注。因为，这些年来返乡的农民、下乡的市民、进入乡村创业创新的人才，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让他们入籍落户，成为新农人，成为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一部分，这些新农人有更广阔的视野、丰富的经验、更强的创业创新能力，已经是乡村振兴的新力量。怎么用好用活新农人创业创新的力量，是实现三农现代化、特别是让农民成为三农现代化主体的重要工作。

 

原题为《温铁军：促进农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