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抑制通胀与实现“软着陆”。

 

目前，如此高企的物价水平使得主要发达经济体决策者除了将抑制通胀作为优先目标之外别无选择。在多次大幅提升利率后，美国和欧洲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处在加息通道，中短期内大概率还将继续加息。在加息的同时，美联储还缩小了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的“缩表”。自2022年6月开始，已连续3个月每月“被动”减持475亿美元，此后每月减持950亿美元，预计今后几年将减持3万亿美元资产。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欧洲央行的使命是确保物价稳定。在同一背景下，欧洲央行势必将动用缩表手段以抑制通胀。与此同时，美欧业已开始压缩财政赤字，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在2022年中期已降至4%-5%的水平，欧洲的财政政策更是回归了审慎轨道。

 

目前，货币与财政紧缩政策“双管齐下”至少在美国已初见效果，通胀进一步升级的势头受到阻滞。然而，美欧政策转向的风险也随之大幅上升。这不仅因为脆弱的经济对政策调整的时机、力度和连续性高度敏感，也因为各种政策遵循着不同的逻辑以至于相互掣肘或矛盾对立。紧缩宏观政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市场动荡和融资成本上升，进而压减投资，而投资尤其是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投资往往是通胀问题长期解决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息导致的美元升值有助于降低进口商品与服务的成本、稀释美国的国际债务，但威胁到美国公司的海外盈利，从而降低其国际竞争力。

 

历史经验显示，强力加息抑制通胀的副作用甚大。1980年，面对涨幅高达13.6%的CPI，美联储大幅升息导致美国经济“硬着陆”，经济增速从1978年的5.5%降至1982年的-1.8%。2022年10月彭博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内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为100%。尽管当下美国和欧洲的就业市场表现甚佳，从而为进一步实施紧缩政策提供了可观的空间，高通胀客观上也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创造了条件，但美欧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中短期内仍将面临更趋严峻的政策环境，同时实现抑制通胀和经济“软着陆”双重目标，对美欧决策者而言绝非易事。

 

第二，美欧宏观政策转向的溢出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强力加息不仅导致美国经济“硬着陆”，而且还导致了40多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其后10年间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究其原因就在于发达经济体紧缩政策一定会通过国际贸易、跨境资本流动等渠道波及他国。这一机理在今天仍然没有改变。美联储加息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资金从他国流向美国。为了防止资本外流，许多国家不得不升息以对冲利差的扩大，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大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难度。美联储加息的另外两个直接后果：一是提高其他国家的国际融资成本，二是加重美元负债国还本付息负担。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美联储加息而来的美元升值对上述三个后果均起到了叠加放大的效果。那些高负债、开放度与国情不匹配且国内市场脆弱的国家，必将饱尝货币错配带来的恶果，而那些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又不得不忍受随进口成本上升而来的通胀。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衰退，自然会降低其海外需求并殃及对外投资。

 

正如2022年9月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如果将全球通胀率降至5%的目标水平，各国央行需再加息2个百分点，其结果可能使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降至0.5%。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将陷入技术性衰退。

 

第三，大规模国际制裁及其影响。

 

乌克兰危机爆发至2022年9月，西方国家已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约1.1万项，目前仍不断推出新的制裁举措。美欧制裁不仅给俄罗斯及其关联国家经济带来直接和间接冲击，而且对世界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IMF最新预计，2022年俄罗斯经济增速为-3.4%。这是比多数悲观预期要好的短期表现，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尽管欧洲大幅度减少了进口，但油价大幅度上涨还是为俄罗斯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二是俄罗斯国有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60%以上，而得到国家支持的企业抵御制裁的能力相对强一些；三是经历了多年制裁的俄罗斯对新增制裁措施具有了一定的承受力。

 

相比而言，对俄罗斯制裁的中长期影响更值得关注。俄罗斯逐渐被发达国家限制甚至逐出其能源需求市场，不仅会改变油气供求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比如提升欧佩克尤其是其主要成员的石油话语权，也会加快全球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可能还会将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推迟几十年。欧洲一些国家恢复煤电厂运营便是一例。美欧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措施形形色色，既包括冻结海外资产乃至外汇储备，也包括将众多俄罗斯金融机构逐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报文系统。制裁的次级影响更是随处可见。俄罗斯参与的多边开发银行，比如新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其美元和欧元融资方面均遇到严重阻碍，融资成本亦因评级下调而显著上升。次级隐性影响同样巨大且主要表现之一是众多与俄罗斯有密切往来的企业因担心美国的连带制裁而不得不终止与俄罗斯的贸易投资活动。货币金融联系的政治化或武器化，在扰乱国际正常报价结算储备运行程序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世界经济必被殃及，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根基最终将被进一步撼动。

 

第四，区域经贸科技机制政治化。

 

多边谈判的一个亮点是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MC12）2022年6月成功召开，164个成员最终就粮食安全、渔业补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议题达成共识。在《MC12成果文件》中各方重申了强化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必要的改革。同时，也要看到，WTO仍处于危机之中，各成员方对WTO的改革方向、改革原则、改革框架、改革内容等存在分歧，MC12没有解决诸如争端解决机制修复和规则滞后与缺失等重大问题。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有效协调在MC12成功举办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在区域经贸科技领域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2022年5月，美国正式启动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该框架包括14个成员国，覆盖25亿人口，GDP约占全球的40%，主要内容涉及互联互通的经济（贸易）、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清洁的经济(清洁能源)和公平的经济（反腐败）规则或标准设立（模块化）。与人们熟悉的区域经贸合作不同：IPEF是一个政府间或行政规则框架，不需要经过各成员立法机构的批准；IPEF是一个模块化的分拆机制，各成员可以按选项参加。它的这两个特点规避了繁琐的立法程序、简化了漫长的谈判进程、便利了成员间的务实合作，同时也带有先天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缺陷。针对中国构建排他性“小院高墙”的另一事例是2021年9月美国与欧盟创立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此外，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包含限制中美正常科技合作条款。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上述博弈，无疑会对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并最终波及人类福祉。

 

第五，全球粮食危机。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机构发布的《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2021年世界有多达8.28亿人面临饥饿，比一年前增加4600万人，自2019年增加了1.5亿人，有31.9%的妇女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而男性这一比例为27.6%，生命或生计处于危险之中的人口增加到3.45亿人。

 

2022年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令人焦虑的主要议题之一，短期直接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地缘政治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小麦出口大国，乌克兰危机自然对全球粮食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为了防止粮食短缺和粮价大幅上涨，2022年有8个国家实行了停止粮食出口政策。二是极端气候灾害导致主要产粮地区产量不稳定，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农业劳动力供给受限也在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三是大型跨国企业对全球粮食交易的垄断。世界四大粮油集团（即ABCD）共同控制着全球70%的谷物市场，2021年销售额达3300亿美元，他们对全球粮食供应出现结构性矛盾负有至少是推波助澜的责任。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食物浪费和全球粮食配置失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高达16亿吨，价值2.5万亿美元，其中可食用部分为13亿吨。食物浪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放量的10%。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粮食生产增长率一直超过人口增长率，2021年的粮食产量再次创历史纪录。然而，越来越多的粮食没有用来满足个人消费。过去50年，工业用掉世界粮食产量增长的30%。2022年7月，FAO、IMF、WTO、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银行五大国际机构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危机：立即向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促进贸易和国际粮食供应、扩大生产以及投资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2022年9月，这五大机构负责人发表第二次联合声明，呼吁支持高效的生产和贸易、提高透明度、加速创新和联合规划以及投资于粮食系统的转型。总体而言，在全球领导人的共同关注下，随着粮价的逐步回落和供应企稳，除非出现环境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等重大危机，2023年全球粮食市场保持总体稳定属于大概率事件。

 

作者介绍：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