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提振信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从多个方面作出了部署，我认为，以下五点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还是要持续优化疫情防控。可以说，今年增长如何，疫情仍然是最大的影响因素。按照国家卫健委通知，从1月8日开始执行“乙类乙管”。为此，一是要根据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完善和优化相应的政策体系、行政体系、医疗体系，进一步增强各体系之间的衔接，确保转段有序稳定。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大规模感染趋势、毒株变异等的预测和应对，尤其是要在医院接诊、药物供应、重症治疗以及农村地区疫情应对等方面，进一步集中资源，加大工作力度，避免出现大的疏漏和风险。

 

　　其次是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加有效的对策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短期来讲，这是最为实际的举措。需求上不去，企业订单和效益上不去，预期和信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列为2023年重点经济工作任务的第一条，并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足见其重要性。关于如何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中央从“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等多方面提出要求，相信今后会有进一步具体的政策举措逐步出台，值得我们期待。

 

　　第三是要着力解决深层问题，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有利的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稳定预期和提振信心来讲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显著，但客观讲，这些成就主要还是集中在企业投资创业经营活动的“便利化”方面，而在一些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上，需要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比如，近年来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隐形壁垒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产权保护不力问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司法不公问题、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招商承诺不履行问题、市政工程账款拖欠问题，等等。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即便只有个别地方个别案例发生，导致企业发展陷入困境，也会在企业家群体中形成寒蝉效应，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企业发展来说，与办事的“便利化”相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甚至更加生死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都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如果说前一阶段以“便利化”为重点的工作是优化营商环境1.0版的话，那么下一阶段所迫切需要的，就是以大力推动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为重点的、优化营商环境的2.0版。

 

　　第四是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政策风险。政策风险问题是近年来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另一个突出问题。越是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时期，越需要保持政策的稳定、透明、可预期，以增强企业信心。强调政策稳定性不是否定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而是强调政策调整要尽量避免“急转弯”和“翻烧饼”，特别是对于那些对相关企业的运营环境和竞争力状况影响较大、企业一时难以满足新的政策要求的政策变化，一定要给相关企业满足新的要求留下一个必要的过渡期。另外，就是要高度重视政策的系统性和综合影响，避免所谓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问题。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今后其他政策的出台，都要“加强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应该说针对的正是这个问题。

 

　　第五是要更加注重企业发展大环境及舆论环境的改进。近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企业越来越关注宏观的问题，包括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问题、地缘政治风险问题、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以及房地产和财政金融风险的化解问题等；而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力则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具体，更加关注房租问题、税费负担问题、贷款融资问题等。有些企业家表示，与贷款融资、税费负担等具体问题相比，他们更担心的是宏观环境问题、政策风险问题。如果大的发展环境有待改进，具体支持救助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促进经济恢复向好，不仅需要出台具体的支持政策，更需要大力改进企业发展的大的宏观环境。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尽管我国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一些重要政策出台后不断被误解误读，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比如，双循环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国内循环，共同富裕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劫富济贫，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不断被误读为国家要打击资本，等等。由此可见，重要政策的出台不仅需要充分酝酿，权衡利弊，而且一旦出台，就需要尽快公布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充分解读，以避免被误读误解，形成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以上五个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有明确阐述和部署。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介绍一些背景，做一些解读，仅供参考。

 

作者：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成员、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