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同政策的具体目标有差异，但从取向上必须摒弃部门思维，从大局着眼，保持政策信号的一致性，要有利于提振信心。具体而言，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费助企纾困、通过支出扩大基建投资等；货币政策通过数量和价格手段解决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他市场监管政策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等。这些只是具体方式和目标的差异，其释放出的信号对经济社会的预期影响更大。近年来社会上关于民营经济不正确的论调偶有出现，对共同富裕目标和实施路径产生了误读。因此，政策取向必须一致，避免合成谬误，避免市场主体预期混乱，要让市场主体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法治思维、契约思维有坚定信念。

 

二是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要协同配合，避免非经济政策的强化导致经济政策效果的弱化。高质量发展是多元目标的发展，包括经济结构改善、环境质量提高、风险总体可控等。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都是必要的，从长期看有利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但是在短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种权衡在短期尤其考验政策的配合。

 

三是财政和非财政政策要协同配合，尤其是财政和金融政策要协同配合，发挥出合力。近年来财政政策在助企纾困、抗击疫情、扩大总需求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多政策的出台可能产生相应的财政支出需求，尤其是下级政府贯彻执行时无形中增加了支出需求，导致区县政府“三保”压力加大。因此，非财政政策出台前必须充分考虑到对财政的压力，确保好钢用到刀刃上，发挥出最好效果。财政政策不能单打一，要做好财政与金融协同。一方面货币金融政策维护相对宽松的环境支持财政发债，另一方面结构性金融工具有利于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积极支持重大项目投资，优化供给结构、扩大总需求。

 

综上，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不断上升，对政策的系统性思维、统筹思维提出更高的要求，政策的协同配合、发挥合力就成为必然要求。(经济日报记者 曾金华整理)

 

作者：罗志恒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