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加大，不利于人民币资产规模增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收窄，2021年证券交易超过直接投资成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种类。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出现非对称格局，存在负债外币化、资产短期化现象，这种结构失衡加剧了资本单向流动压力，与美联储快速加息叠加，加剧短期资本流动风险集中释放的阵痛式调整，冲击人民币资产价格稳定，股市、债市的国际持有规模缩水，金融交易驱动力变弱。二是大国货币竞争加剧，金融脱钩与制裁风险上升。俄乌冲突以来，美元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制裁工具，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元公共产品属性的信任危机。在大国博弈与对抗升级中，货币成为高度关注的对象，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出“友岸外包”政策，不利于人民币国际使用。三是我国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周期性分化，利差缩小甚至倒挂，汇率波动加剧，打击市场主体使用和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四是货币替代与竞争开启数字化新赛道，充满不确定性。尽管我国较早进行数字货币研究，不断扩大数字货币的使用场景，并进行跨境支付的尝试，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但是，随着欧盟加快推进数字欧元建设，日本央行启动数字货币测试，美联储发布数字美元白皮书，主要国家在数字货币使用的国际规则、技术标准、管理制度方面展开竞争，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数字化重塑新时代。

 

从“稳慎推进”到“有序推进”，反映了对国内外时局变化的认识和准确把握，意味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更加坚定，主动性、系统性更强。

 

第一，要从多个维度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国际货币职能看，推进的顺序是人民币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储备货币；从空间布局看，推进的顺序是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从货币使用的市场主体看，推进的顺序是居民、中资非居民、非居民；从制度开放创新的承载区域看，推进的顺序是自贸区、非自贸区。

 

第二，要多措并举，抓住贸易结算这个牛鼻子，提升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的份额。树立“本币优先”国际收支理念，制定和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的法律法规，为国内外市场主体使用人民币支付提供法律保障。鼓励居民在涉外经济活动中，在计价、支付、结算、交易各环节，优先使用本币。贯彻落实国家对跨境电子商务支持政策，促进数字贸易，增加跨境电子支付新渠道、新平台，打造人民币贸易结算新增长点。深化期货市场改革，在上海金、上海原油期货、20号胶等9种产品基础上增加大宗商品期货种类，引入更多机构交易者，提高人民币大宗商品计价结算的国际竞争力，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方面实现新突破。将东盟、“一带一路”参与国作为重点拓展区域，完善央行货币互换机制，拓展货币互换功能，更好满足非居民使用人民币的需求。签署更多双边本币结算合作协议，排除第三方货币带来的外汇风险，让人民币国际化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增强经济金融发展稳定性发挥作用。充分发挥我国数字经济、数字货币优势，进一步完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机制，营造更多适应数字贸易新业态的人民币支付场景，扩大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规模。

 

第三，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迈上新台阶增添动力。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加金融开放的系统性、集成性，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引入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提升我国金融市场配置国内外资源要素的效率。以债券市场为核心，进一步完善“债券通”“理财通”“利率互换通”等资本流动机制，推动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着力打造富有吸引力的全球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多渠道扩大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份额。建设目标清晰、政策手段丰富、传导机制高效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适应金融数字化、高水平开放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立法和金融稳定机制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避风港、货币锚功能。

 

作者：涂永红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