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如何，明年宏观调控政策到底怎么把握？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在认为，需求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个矛盾。要先保住市场主体，在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在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三重压力’里面讲到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确实也发生了一些边际性的变化。”祝宝良在演讲开始如此说道。

 

需求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个矛盾。无论是企业资产负债表，还有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确实有所转差，资产负债率在上升。同时，这三年居民收入是在下降的。这种情况下，消费非常低迷，房地产市场也十分低迷。

 

而国际环境方面，由于俄乌冲突等等的一些原因，美国、欧洲加息的幅度非常快，经济出现了的滞胀的局面。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4.5%，如果今年经济增长在3%的话。这4.5%左右的增长速度里面，大概有1.1个百分点左右是靠进出口拉动的。“从现在来看，到明年出口回落的压力仍然比较大。而这可能是个中期问题，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祝宝良认为。

 

第二是市场预期很弱。从PMI指标上来看，中小微企业的困难就更大一点。另外，从国际角度来看，疫情三年以来，包括“双循环”的战略、统筹发展与安全等，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怎么把这些政策进一步向海外去解释，让海外投资者打消一些疑虑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预期转弱。

 

“如果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过去在中国经济增长里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两大投资主体，如果他们信心不能很好地恢复，光靠财政货币政策是非常难以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的发展。”祝宝良说。

 

第三个是房地产风险问题以及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祝宝良说。

 

 

 

针对上述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到底该怎么应对？

 

祝宝良认为，保市场主体十分重要。因为疫情暴发以后，巨大的供给端受到冲击，国际上应对冲击就是两个办法：一是从供给端，叠加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来降企业成本，从而保市场主体，“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住就业、保住消费或者是保住需求。”二是从需求端对一些受到影响职工进行救助，主要像美国、欧洲等开始发钱。

 

“在中国，保市场主体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小微企业里面解决了3亿多人就业，中间有1亿个体工商户，大概解决了2亿多人就业。这样一来，既保住了市场主体，也保住消费和就业。”他解释说。

 

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祝宝良认为，财政政策要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一方面财政赤字和专项债要继续增加；另一方面过去减税降费退税以及缓税政策，能保留的还要保留下来，不能再调回去，增加企业负担。

 

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加大小微企业扶持力度，信贷要更多地采取一些结构性工具，主要应该放到对小微企业的普惠贷款上，这样既是保市场主体又稳定消费需求，甚至还能稳定一些投资需求。”祝宝良称，同时，像绿色领域、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也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加大支持力度。

 

“一旦市场预期有所改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以及作用就可能加强。”祝宝良说，我们所讲的投资乘数也好，货币政策效应也好，就可能提高，真正实现加力提效以及精准有力。

 

 

 

“一是疫情防控的优化效应，应该还是有的。”祝宝良认为，进入后疫情时代会不会出现消费，特别是服务性消费的快速反弹，欧美这些国家跟东亚国家并不完全一样，欧美国家往往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亚洲国家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并没有那么快。“总体上有疫情后优化效应，但是对优化的效应不能估计得过高效。”

 

他解释说，这三年来，疫情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有一定的影响。疫情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影响，估计每年大概降0.2个百分点。中国潜在增长率，大概从2019年6%左右可能降到现在2022年5.5%、5.4%，同时，它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每年的影响就更大了。如果潜在增长速度平均下来有5.7%、5.6%，实际增长只有4.5%，这个里面相当一部分是疫情的影响。在他看来，疫情对经济每年的影响有0.7个百分点左右，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以后，里面的一部分甚至全部是可以回来的。

 

二是基数效应。“2022年确实有基数效应，前低、中高、后稳，这个基数效应估计下来应该有1.3个百分点的影响，特别是表现在二季度跟四季度。”祝宝良说。

 

第三是政策叠加效应。祝宝良说，宏观调控的政策从保市场主体转向拉内需，是从今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中央7月28日政治局会议以后，开始拉动汽车消费、家电消费，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房地产的“三支箭”都出来了，这些政策经过半年多，加上明年宏观调控政策继续加力，叠加在一块，应该对明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投资的稳定，房地产行业的止跌回稳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按照这样推算，明年经济增速大概在5%-6%之间，或略高于5%的增长速度上。”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