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防疫政策的不断优化调整，明年中国将会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将成为工作重点之一。

 

世界上一些经济大国，在后疫情时代重启经济时，都曾出现通胀现象，甚至存在滞胀的风险。以美国为例，2020年、2021年受疫情冲击期间，政府以财政货币双扩张政策避免经济崩溃，尤其是采取了直接向国民进行财政补贴的措施。当2022年美国重启经济后，由财政补贴支撑的消费规模性集中释放，而供应链尚未修复，扭曲的供需关系急速拉高了物价。

 

与此同时，国际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俄乌冲突不仅加剧了多国的能源危机，还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冲击，成为推动全球通胀的重要因素。其次，疫情导致西方经济体大量劳动力退出市场以及全球老龄化时代到来，不仅暂时推高了工资，还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增长潜力。其三，疫情期间，美国持续推动全球供应链调整，供应链冲击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影响到全球多国的经济效率。

 

中国在渡过疫情全面冲击后，也将转入重新开放后的全面经济复苏轨道。我们既要尽量缩短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让经济循环尽快恢复正常。同时，既要看到经济重启的迫切性，也要警惕受疫情干扰的供给体系带来的影响，避免扩大内需政策与供应链部分断裂的效应叠加起来，造成局部的通胀反应，并产生系统性后果。因此，经济重启时必须重视经济循环的系统性要求，强化政策和市场的均衡，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

 

与美国相比，中国通胀风险较低。中国并未像美国那样大规模补贴居民，因此，在重新开放时，当前的购买力尚不足以支撑消费大规模强劲反弹，可能会由局部领域的补偿性消费集中释放引起供需紧张。但是，由于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稳健，利率处于较低位置，经济重启时仍要考虑避免通胀等相关风险。

 

在防疫措施优化调整后，疫情可能会在短期内对供给体系产生一定干扰，但中国拥有强大的产能，暂时的供给影响应该能够很快得到恢复。此外，中国大部分劳动者不会完全退出就业市场，然而劳动力返回市场的缓慢速度可能与劳动力的快速需求形成紧张关系，在短期内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并可能补偿性地抬升整体劳动力价格。

 

考虑到明年欧美可能已经步入经济放缓的阶段，俄乌冲突对能源价格的影响也在降低，能源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下降通道。因此，中国经济全面重启时可能不会像今年年初那样面临大宗商品价格大涨的环境，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较小。但是，国际市场仍然可能会有投资者炒作“中国需求恢复”，从而推高商品价格。此外，中国发展环境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比如老龄化以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势力抬头，都将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构成一定影响。

 

综合来看，中国应该做好劳动力保护，全面加强疫苗接种工作，减少疫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降低疫情对市场的冲击。货币政策与促进内需的工作要注意供需关系的协调，避免引起供需扭曲和投机活动，要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与创造力。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不能顾此失彼，避免出现结构性矛盾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