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CQMM模型；经济预测；美欧经济减速

 

2022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俄乌冲突等意外因素的冲击下，中国经济运行出现明显波折。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美欧经济减速、房地产继续下行、新冠肺炎疫情扰动等多重风险。课题组在研判国内外最新经济形势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22年春季预测结果进行更新,并且模拟不同情景下美欧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022年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2.5%，其中一季度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一季度中国经济持续恢复，但在该季度末爆发的俄乌冲突,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等超预期因素的冲击下，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出现深度下跌。随着一系列稳经济政策举措的实施，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步好转，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收窄，6月份企稳回升，最终使得二季度经济录得正增长。

 

202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以下特点：工业生产逐步改善，服务业承压回稳；就业形势波动起伏，CPI和PPI剪刀差持续收敛；制造业投资加快复苏，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相对低迷；消费持续疲软，居民收入保持增长；外贸稳步增长，贸易方式不断优化；政府债券助推社会融资规模多增，企业贷款结构有所改善；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土地出让收入显著下滑。

 

202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主要表现在：（1）疫情冲击美国劳动力供给的长期效应开始显现，“长新冠”的后遗症——长期失业后劳动参与意愿的降低，扩大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缺口。（2）俄乌冲突直接引发了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导致全球通胀高企。（3）俄乌冲突后，美欧相继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封锁和停止购买俄罗斯的产品。这些制裁措施阻碍甚至可能打断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修复进程，延长全球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

 

2022年以来，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通过缩表和加息试图抑制高企的通货膨胀，但短期内恐难取得良好效果，而对与之相伴的经济减速的担忧却与时俱增。首先，加息将加大政府债务偿还负担，提高持有美债的风险；同时也将加大企业和家庭的债务负担，抑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减速。其次，加息将加大南欧诸国（如意大利等）的债务负担，对欧债危机的担忧，或将让欧元区经济再度分化。最后，加息在短期内可能拉高美元指数，导致资本回流美国，欧元区、日本和新兴经济体因资本流出引发货币贬值。另外，能源和粮食危机不仅会抬高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口成本，还会冲击其工业生产和出口，令这些经济体陷入经常项目逆差。而“经常项目逆差—资本流出—货币贬值”的结果便是经济衰退。2022年三季度欧元区和四季度美国面临较大的经济减速风险。受此影响，2022年下半年中国投资品和耐用消费品出口将面临较大压力。

 

国内方面，疫情反复与多点散发的风险犹存，这将继续抑制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同时，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村镇银行的存款风险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

 

202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制造业投资和出口。尽管出口下行压力较大，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国内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制造业投资；其他新兴经济体因资本流出、进口成本上升等无法出口的部分，有望经由贸易转移方式，支持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二是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前置发行的专项债资金有望在三季度形成实物投资，四季度则有增量财政资金的配合，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在下半年相对稳定，进而成为托底投资增速的重要力量。三是物价方面。美欧经济减速将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减轻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实际收入增速放缓、就业压力等将继续抑制核心CPI的上涨，尽管食品CPI可能因猪肉价格的上涨而在三季度出现较明显的涨幅，通胀压力虽有但不大，加上PPI和CPI的剪刀差进一步收窄，目前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不会出现大的转身。四是汇率方面。回归基本面的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稳定，资本流出风险总体可控。

 

综上，2022年下半年，出口的下行压力将抑制经济增长，但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稳健增长，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

 

 

（一）模型外生变量假设

 

1.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速

 

2022年一季度，美国和欧元区分别取得3.53%和4.77%的较快经济增速，但俄乌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反复所导致的能源供给冲击、高通胀引致的货币紧缩、全球供应链中断等风险，制约着美欧经济的增长前景。世界银行2022年6月更新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2年，美国和欧元区GDP增速预计均为2.5%，分别较1月份的预测下调1.2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2023年则分别为2.4%和1.9%，均较1月份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综合参考各方信息，课题组假定：2022年和2023年，美国GDP增速分别为2.44%和2.39%，欧元区GDP 增速分别为2.47%和1.77%。同时，据此设定相应的季度增速。

 

2.主要汇率水平

 

2022年上半年，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中国经济下行冲击、俄乌战事以及能源供应紧张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元对人民币和欧元较快升值。因目前美国通胀高企，预计美联储将持续执行货币紧缩政策，美元升值进程或将延续。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2022年下半年将随美联储紧缩步调继续上行，2023年预计人民币将随中美两国基本面调整而重回升值通道。欧元区面临秋冬能源缺口、政策碎片化困局和政治形势波动，预计欧元兑美元汇率将延续下行，2022年末达到1.00的阶段低点，2023年逐步回升至1.10水平。

 

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

 

2022年上半年，货币政策“靠前发力”成效明显，M2增速达到11.40%，有力支持经济企稳。但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相继收紧，中国货币政策空间趋窄。预计2022年下半年M2增速逐步下行，2023年随国内经济企稳与国外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8%左右的水平。

 

 

1.GDP增速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基于CQMM模型的预测表明：2022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4.05%，较春季预测下降1.44个百分点；2023年，GDP增速反弹至6.53%。上半年，疫情的意外冲击以及房地产风险暴露，令二季度经济增长大幅偏离原有修复路径，居民收入基础进一步受损，居民消费修复进程或将延滞。相形之下，得益于保供稳价政策顺利推行，以及国内产业链较全所具备的内在稳定性，因俄乌冲突事件等触发的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更小。下半年，随着财政、金融增量稳增长政策落地，疫情防控手段持续改进，经济预计能够实现反弹后企稳；三季度GDP增速预计将达到阶段高点5.87%，四季度稳定在5.04%。2023年，若无其他意外冲击，中国经济可望在5.0%以上的增速上稳定运行，其中2023年二季度可能因翘尾效应而出现较高的季度增速。

 

2.投资增速

 

模型预测，2022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5.76%，增速比春季预测下调0.53个百分点；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2.82%。2022年一季度，基建投资与制造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房地产投资因政策限制与风险暴露陷入低迷。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在房地产投资慢速复苏、制造业投资随出口下行而逐步减速、基建投资靠前发力的作用下反弹后回落，三季度增长6.30%、四季度增长2.80%。

 

3.消费需求增速

 

模型预测，2022年，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总额将增长1.30%，并在2023年继续增长5.61%；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48%，增速比春季预测大幅下调7.05个百分点；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提升至10.01%。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受到居民收入减少、预期转弱、疫情防控限制消费场景、不确定背景下预防性储蓄增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变得相当脆弱。从过去两年居民消费受疫情冲击的经验来看，其修复斜率是趋缓的。2022年上半年，居民消费的修复进程受疫情冲击而被打断，导致二季度再次出现负增长，修复进程或将进一步延滞。疫情仍持续散点爆发的状态，接触类消费的持续疲软、疫情对不同地区和收入群体的非对称冲击、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等因素还将抑制消费支出的增长。

 

4.价格指标增速

 

2022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预计上涨2.26%，涨幅比春季预测上调0.43个百分点，2023年，CPI增速预计为2.89%。尽管主要经济体普遍出现高通胀，但保供稳价政策的成功推行、国内产业链的完备、消费内需的相对疲软和“猪周期”的影响令国内终端消费价格上涨不多。预计CPI将在下半年趋于回落。与此同时，2022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预计上涨5.15%，2023年则收缩2.63%。以能源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已经达到高点，未来上游输入压力可望边际缓解，PPI同比增速三季度预计为4.33%，四季度则在较高基数的影响下回落至1.07%。

 

5．进出口增速

 

2022年，按现价美元计，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10.55%，比春季预测下调2.19个百分点；货物进口总额将增长5.45%，比春季预测大幅下调8.77个百分点。

 

2022年上半年，在免疫逃逸特性较强的新冠肺炎病毒新变种的反复冲击下，全球供应链修复缓慢，延续了中国出口的“替代性”增长进程。但因长三角等地在一季度末遭受疫情冲击，出口增长出现波折。尽管6月份出口超预期反弹，但这除了产业链优势带来的出口韧性和“稳外贸”政策的支持外，可能还包含了此前延滞订单回补的影响，反弹未必能够延续。下半年，随着全球产业链继续修复、高通胀侵蚀发达国家居民购买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酝酿衰退风险、海外高通胀触顶后“名义增长”贡献减少以及高基数等多种因素叠加，出口增速转向下行。与此同时，受疫情冲击所致的开工减少和消费受损影响，进口增长可能显著弱于预期。

 

 

（一）背景分析

 

2022年上半年，因俄乌冲突等引发的能源和粮食危机，叠加过去两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实施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除中国、日本之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均陷入新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通胀过热局面。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变异和反复，其对全球供应链复苏的抑制作用未见彻底扭转，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一次全球性滞胀危机的阴影乍现。

 

不过，当前经济形势和20世纪70 年代的滞胀危机之间尚有一些差异：首先，除美欧之外，中、日这两大经济体的物价上涨仍处于正常范围之内。如图1所示，2020年12月以来，欧元区和美国的CPI上涨迅猛，曲线的斜率近乎垂直上升；而中国和日本的CPI增速则明显较慢，曲线斜率大约为45度。尤其是中国的CPI还出现较大的起伏波动，而非一路上行的态势。因此，当前的物价飙升仍可视为全球局部现象，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性通胀还要看中国和日本的后续表现。其次，从图1还可以看出，美欧通胀的起势可以追溯到2020年底，理由是：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打断了美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正常退出步伐，迫使其进一步加码宽松政策，导致短期内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疫情初期严格的防控政策使得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环节近乎断档，造成美欧地区的供给短缺，抬高了货物和服务的价格。而2022年初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和粮食危机，事实上并非美欧本轮通胀爆发的主要原因。这就与20世纪70年代因石油供给危机引发的全球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大相径庭。最后，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当前世界经济对石油的依存度大幅下降，减轻了油价冲击对经济的潜在影响。此外，尽管目前美欧劳动力供给相当紧张，但劳工工资指数化增长的计划不太常见。因此，能源价格与劳工工资的渐次轮替上涨风险较低，难以形成可持续的通胀压力。

 

然而，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可以不重视美欧的通胀变化，恰恰相反，当前正是全球经济形势演变最为关键的节点。事实上，受快速上涨的价格水平影响，近期各大全球性组织机构均大幅调低2022—2025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如表1所示，世界银行2022年6月份的预测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由1月份预测的4.1%下调为2.9%，降幅达1.2个百分点；经合组织（OECD）6月份的预测也将同样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由上年底预测的4.5%下调为3.0%。这表明，与通货膨胀相比，我们似应更加重视其背后的全球性经济减速问题，而这又会对中国2022—2023年乃至“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实现造成怎样的影响？另外，在美联储已经四次加息、欧洲央行跟进加息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如何？应采取什么相应措施来应对这种潜在的全球性危机？

 

（二）情景设计

 

为回答上述问题，课题组利用CQMM模型，模拟两种不同情景下美欧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2022—2023年中国基建投资与财政支出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应对举措。

 

情景一：假定美欧经济增速在2022—2023年出现分化。其中，美国出现持续温和衰退，实际GDP增速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下滑至-0.6%和-0.5%；欧元区实际GDP则维与前述基准预测情景的设定，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长2.5%和1.8%。

 

设定理由是：对2022—2023年美国经济走势的预测存在争议。一些机构认为，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不大。比如，世界银行2022年6月份的预测认为，美国2023年的经济增速将维持在2.4%的水平。本课题组在前述预测部分也是采用2022年和2023年均增长2.4%的设定。不过，美联储纽约分行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预测表明，美国经济在2022—2023年出现“硬着陆”的概率高达80%。相形之下，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测则相对一致。包括欧洲中央银行专业预报员调查（ECB Survey of Professional Forecasters，2022年7月）、OECD（2022年6月）、世界银行（2022年6月）、欧元体系职员预测(Eurosystem staff projection，2022年6月)、欧元区晴雨表（Euro Zone Barometer，2022年5月）、共识经济学(Consensus Economics，2022年5月)、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22年5月)和IMF(2022年4月)等在内的8家国际组织或私营部门，对欧元区2022年和2023年实际GDP增速的预测均值分别为2.7%和2.0%。其中，对2023年的预测，最低值也为1.5%。可见，许多机构不认为欧元区经济在2022—2023年会出现衰退的情况。

 

考虑到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而欧元区经济则相对稳定，为此，在情景一中，课题组将根据美联储纽约分行模型的预测均值，假定2022年和2023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将分别下降至-0.6%和-0.5%。同时，对欧元区经济增速则维持前述基准预测部分的外生设定。

 

情景二：假定欧元区跟随美国在2023年出现同步衰退现象。其中，美国实际GDP增速保持情景一的设定；欧元区实际GDP在2022年保持2.2%的增速，2023年则出现负增长，增速为-0.3%。

 

情景一的设定实质上是将欧元区和美国经济独立开来，分别假定其增速变化，但这可能并不符合美欧经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现实。为此，在情景二中，假定欧元区在2023年会跟随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情景，只是其衰退幅度要小。表2为两种情景设计以及基准设定的欧元区和美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年度数值和各季度拆解数值。在此基础上，利用CQMM模型，通过与本报告第三部分的基准预测结果对比，我们可以分析美国经济与欧元区经济在今明两年发生经济衰退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可能影响。

 

（三）模拟结果分析

 

首先，经济增长方面，与基准预测相比，两种情景下的中国GDP增速均出现了下降。具体如图2所示，2022年和2023年，情景一下的GDP增速分别较基准预测值减少0.21个百分点和0.20个百分点，而情景二下的GDP增速则分别较基准预测值下降0.21个百分点和0.26个百分点。可见，今明两年，无论是美国经济单独出现温和衰退，抑或美国经济和欧元区经济均出现温和衰退，其对中国实际GDP增速的变化影响均相对有限。这意味着，在预测区间内，中国经济对美国及欧元区经济的依赖程度正在下降，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情景设定是美国经济在2022年和2023年仅出现温和衰退（经济增速在-1%以内），而非严重衰退；并且欧元区也只是在2023年跟随美国经济出现温和衰退。倘若美欧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逻辑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次，出口增速放缓是美欧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最直接冲击。如图3所示，2022年，在情景一和情景二中，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分别较基准预测值小幅下降1.60个百分点和1.63个百分点。2023年，在美欧经济同步温和衰退的情景（情景二）中，出口增速为-4.35%，较基准预测值减少2.93个百分点；而在美欧经济增长分化的情景（情景一）中，出口增速为-3.84%，较基准预测值下降2.42个百分点。情景二较情景一多下降0.51个百分点。可见，美欧经济衰退会导致中国出口恶化，使得出口增速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并且，美欧经济一旦形成衰退共振，即使是在温和衰退的情景下，也会对中国出口增速产生较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减速和通胀高企是当前美欧经济运行的两大特征，而通胀高企这一特征更为突出。但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看，美欧物价水平对国内物价的输入性溢出效应正在迅速减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爆发周期的错位和相对成功的疫情防控政策，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商品货物的主要供给者（甚至一度是唯一的供给者），造成中国在国内市场上是“供大于求”，而在国际市场上则是“供小于求”，外围市场的高价格因此无法反向作用于中国国内市场，最终导致通胀输入效应弱化。另一方面可能是因国内消费市场持续低迷，未能与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形成循环共振，因而降低了全局通胀风险发生的概率。此外，随着欧洲央行也启动加息政策，2022年下半年美欧通胀下行的几率也在迅速提升。这意味着美欧通胀爆表很可能仅是局部的、暂时的，不会持续传递至中国市场。为此，在本次CQMM模型的构成中，美欧通货膨胀的影响被内生于进口价格指数，即借助进口价格指数的变化来刻画美欧通胀的作用，进而传递至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由于我们真正关注的是美欧经济衰退对出口的影响，因此在模型设定中，出口变化成为分析美欧经济衰退影响的最主要作用渠道。

 

再次，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会波及投资的减速，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减速。这会对过去两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持续优化改善，形成一定程度的负面抑制作用。如图4所示，2022年和2023年，情景一下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较基准预测值下降0.35个百分点和1.16个百分点；情景二下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则分别较基准预测值下降0.35个百分点和1.3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第一，两种情景下，制造业投资都会出现减速。这是因为美欧经济衰退会经由出口下降来抑制投资增长。由于中国出口产品构成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减速必然会影响到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变化。第二，2023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要明显大于2022年，两种情景下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均较基准值萎缩了三分之一。这表明，美欧经济衰退对制造业投资的制约作用具有时滞性。

 

考虑到自2020年以来，由于基建投资的持续低迷以及房地产投资减速，制造业投资构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今明两年，因美欧经济衰退引发的制造业投资减速有可能会不利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复苏，并且打断投资结构持续趋于优化的进程。事实上，受制造业投资减速的影响，2023年，两种情景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分别为3.14%和3.08%，较基准预测值分别下降0.22个百分点和0.28个百分点。

 

最后，美欧经济衰退也可能会造成国内消费需求的萎缩。与基准预测值相比，2023年，两种情景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较基准预测值下降0.10个百分点和0.11个百分点。这表明，外围经济的衰退也会影响国内消费的信心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消费的增长复苏。

 

（四）进一步拓展分析

 

以上情景模拟结果表明：第一，美欧经济的温和衰退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但影响幅度有限。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依赖减弱，内生动力增强。第二，出口增长受美欧经济温和衰退的影响程度较大。模拟结果显示，2023年，当美欧经济出现同步衰退时，出口增速的降幅将较基准值扩大两倍还多。第三，国内投资和消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欧经济温和衰退的制约，其中投资的反应要大于消费。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速，经由出口增长的传递作用，在不同情景设定下，制造业投资增速均会较基准值萎缩三分之一。这表明，尽管中国经济的内生性正在增强，但外部需求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依然需要予以重点关注。

 

进一步地，假定美欧经济发生温和衰退，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如何？为回答上述问题，接下来，课题组将以基准预测的实际GDP增速作为目标变量，在情景二设定的基础上，分别测算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财政支出的增速需要达到怎样的水平，才能够抵消掉美欧经济温和衰退对实际GDP增长的制约作用。结果发现：

 

首先，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若只是调整M2的增速变化，那么，如图5所示，要弥补前述情景二下实际经济增长的减速缺口，需要在2022年将M2增速提高到13.4%，较基准预测设定值高出2.9个百分点；到2023年，M2增速要保持在9.0%的水平，较基准预测设定值高出1.2个百分点。考虑到2021年M2的增速约为8.8%，事实上，利用M2增速变化来抵消美欧经济衰退风险的冲击具备较强的可行性。

 

其次，从财政支出增速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图6所示，要弥补前述情景二下实际经济增长的减速缺口，需要在2022年将财政支出增速提高到10.7%，较基准预测设定值高出2.7个百分点；到2023年，财政支出增速要继续维持在8.9%的水平，较基准预测设定值高出1.8个百分点。这一增速变化貌似与M2增速相近，并无明显差异。但需要注意的是，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存量高企和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制约，2021年中国财政支出增速仅为2.3%。2022年上半年，在基建投资发力的背景下，财政支出增速提高到5.9%，但距离10.7%的目标值依旧很远。因此，想单纯依靠财政支出扩张和财政政策发力来应对可能的美欧经济衰退冲击，显然是一个艰巨而又难以完成的任务。

 

 

基于CQMM模型，课题组模拟了不同情景下的美欧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结果发现：（1）2022—2023年，美欧经济出现深度衰退的可能性不大。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要强于欧元区经济。（2）在假定美欧经济出现温和衰退的前提下（降幅小于1%），美欧经济增长减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不会造成较大幅度的冲击。（3）出口和制造业投资受美欧经济温和衰退的影响会相对较大。特别是出口增速，其本就预期为负值的增速，有可能会加速下跌，降幅翻倍。（4）相比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对美欧经济温和衰退的空间更大。

 

对此，课题组讨论了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加以应对的空间，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关注美欧通胀及经济衰退的运行风险。只要美欧经济不发生严重衰退，其增长变化整体上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有限，不会对2022年和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形成冲击。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预期增长目标，主要还是要看国内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能否持续快速复苏。

 

第二，高度重视出口增速的变化反应。模拟结果显示，今明两年，即使美欧经济仅是出现温和衰退，也都有可能对出口增速产生较为严重的制约。因此，如何稳住外贸特别是出口增长将是今明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自“十三五”以来，内资化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民营企业是现阶段中国出口的主力军。因此，要稳住出口增长，相关部门必须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和扶助力度。

 

第三，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对冲美欧经济减速对制造业投资可能造成的冲击。

 

第四，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适度提高M2的增速，维持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保持货币政策定力，不受美欧经济加息缩表的影响，不被带着节奏走。密切关注美欧经济运行状况，必要的时候，可争取在2022年四季度以及2023年一季度再度分别降准、降息一次。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专栏，第80—89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成员：林致远、龚敏、王燕武、吴华坤、陈贵富和余长林。林致远，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龚敏，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燕武，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吴华坤，中国人民银行厦门中心支行工作人员；陈贵富，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余长林，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自2006年秋季开始，CQMM课题组每年两次发布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