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情持续散发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扰动经济运行。今年以来，疫情持续多点散发，对经济运行带来较大扰动；同时，虽然我国的防疫政策持续调整优化，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内地的疫情防控严格程度仍居首位。在疫情以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产业链与供应链、居民生活与消费均受到较大扰动，导致稳增长政策效果的传导受到阻碍。

 

二是预期偏弱影响下，企业和居民部门扩表动力不足，实体融资需求不振宽信用效果受限。疫情反复之下，企业预期偏弱、信心不足，投资扩产意愿低迷，同时房地产市场低迷叠加疫情反复之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出于保守性动机储蓄倾向加强，企业和居民部门扩表动力不足。因此，尽管降准等政策措施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但实体融资需求不足，4月以来M2同比增速持续高于社融存量同比增速，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宽货币、宽信用效果“打折”。

 

三是财政稳增长的力度、空间受到制约，专项债“债务-资产”转化过程中效率不高，制约了积极财政发力效果的显现。在稳增长持续加码以及土地财政弱化背景下，财政收支缺口加大，地方财政承压，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空间均受到制约。同时，由于缺乏优质项目，导致专项债“债务-资产”转化效率偏低 ，专项债稳投资效果受到影响。

 

四是疫情扰动下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消费堵点迟迟难以打通。今年以来，居民就业压力加大，对未来就业及收入较为悲观，居民更加谨慎，消费倾向不足，叠加疫情防控对人员流动、服务业消费的限制，导致消费的堵点迟迟难以打通。

 

五是外需疲弱及海内外疫情防控政策差异使得稳外贸政策效果弱化。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大、疫情冲击的长期化、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以及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宽松政策导致全球通胀攀升，滞胀风险正在显现。外部需求疲弱，叠加内外疫情防控政策差异导致交流受限，使得稳外贸政策难以对冲出口下行压力。

 

六是居民预期调整叠加房地产行业风险持续释放，稳房地产政策积极作用发挥受限。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2019年已经达到了96%，户均1.5套。当前房地产供需拐点或已至，叠加“房住不炒”基调下居民预期已经改变、疫情冲击下居民加杠杆动力和能力弱化、房地产企业流动性风险频发影响交楼等因素，制约了“保交楼”系列政策对稳房地产积极作用的发挥。

 

作者：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