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一路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中国力量。当前百年变局不断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饱受通胀、疫情、地缘冲突等因素拖累，下行风险不断积聚。世界经济向何处去？如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和人类发展困局?带着上述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杨光普博士。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要“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您能否分析下国际经济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过程？

 

　　杨光普：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世界依然动荡不安，不断对国家发展提出新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经济环境越是复杂多变，越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秉持和发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如果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国际经济格局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的重建以及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的一个长达20年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在这个阶段，一整套有关贸易、金融和国际间支付的制度得以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开始发挥作用。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货币实现了可兑换，欧洲共同体也于1958年建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欧多次开展削减关税的多边行动。所有这些制度和政策都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相互投资的巨大增长。

 

　　第二个阶段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冷战结束。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不平衡开始凸显，美国同欧洲、日本的贸易赤字持续攀升，叠加“石油危机”的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迅速瓦解，国际金融体系进行了重构，全球经历了一次显著的产业转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批制造业由美国、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地区。

 

　　第三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出现了总体稳定、缓和、和平的发展态势，“全球化”概念迅速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一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取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全球贸易规则经历了重构。在此背景下，更多国家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中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墨西哥、埃及等新兴大国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全球经济重心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战略中心从东西关系向南北关系转移，反映从对抗到合作趋势的不同国家组合机制化不断得到加强，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89年）、欧盟（1993年）、八国集团（1997年）、上合组织（2001年）、金砖国家（2006年）、二十国集团（2008年）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

 

　　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至今。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结构性失业等问题引发了对全球化的反思和质疑，一些学者和政客将各类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全球化，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保护主义思潮。当这股思潮通过民众选票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政治行动时，就演变成了逆全球化浪潮。以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为分水岭，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现有经贸规则遭到破坏，全球范围内贸易摩擦此起彼伏，各种排他性区域自贸协定不断涌现。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逆转，并且这些事件的影响仍在持续。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企业不得不考虑大国竞争、保护主义等因素，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与稳定，加速调整在全球的供应链布局。全球经济格局、分工体系和经贸规则均面临调整。

 

　　综合来看，国际经济格局主要由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以及影响、支配他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力量配置情况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经济体量和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国际贸易与经贸联系、国际金融与资本联系、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与主导权等方面。因此，国际经济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是多种因素变化和交织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演进方向决定了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具体部署，其中明确提出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释放出了什么重要的新信号？

 

　　杨光普：第一，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格局，有利于稳定国际市场的预期，有利于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利于降低全球市场的风险，提高全球经济运行的效率，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在国际秩序面临冲击、公共健康危机和气候变化应对等挑战依然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经济前景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各国经济复苏任重道远。积极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稳定，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中国有十足的诚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新老问题，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复苏，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第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和格局的多元化，既是顺应国际格局多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尊重保护各国、各产业利益的需要。未来一个时期，虽然美国、日本和欧盟仍将是全球主要的经济强国，但新兴经济体国家实力将持续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将进一步提升，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同时，随着新兴技术快速发展，贸易不再仅仅是货物贸易，背后的技术、金融、数据、知识产权等重要性持续上升，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此背景下，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和格局的多元化，就是要坚持以多边主义为基础，尊重并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发展阶段以及合理诉求，不改变特殊与差别待遇、贸易自由化等基本原则和总体方向，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更加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也符合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如果没有稳定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就难以吸引和利用全球资源要素，难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更难以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和相互促进。按照党的二十大的明确要求，我们既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也要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还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适应并引领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的调整。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有何深意？

 

　　杨光普：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快速演变以及新技术、新事物、新问题的快速涌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要素流动和贸易形态等发生深刻变化，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无法很好地满足现实需要，加上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经济问题政治化等因素裹挟逆全球化浪潮，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破坏全球多边规则体系，采取单边行动频繁对外挑起贸易摩擦，采取过度的安全审查措施为商品、资本、技术等跨境流动设置障碍，严重干扰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旧矛盾更加突出，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创新。

 

　　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应该且有能力高举多边主义大旗，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在理念、规则、程序、政策等各方面作出及时和必要的调整，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既要推进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制的改革，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增加其包容性，促使其更加适应当今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也要积极推进全球性危机应对、宏观政策协调、绿色低碳转型、数字经济监管等领域的新机制新规则建设，以更好应对各种新挑战。

 

　　只有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才能增强多边机制的有效性，调动各国的积极性，汇集更多资源和力量，促进更多更积极的多边合作和全球协作，从根本上在最大范围内解决问题，真正产生合作共赢效应。

 

 

　　《金融时报》记者：国际经济新格局下，中国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

 

　　杨光普：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经济格局将随着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技术条件、需求条件、制度条件的变化继续演变，这一过程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从要素禀赋看，全球要素禀赋面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数据要素的崛起，产业数字化、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会进一步加快，主要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将加快调整，以往的产业转移方向或将发生逆转，比如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变后会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而不再向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转移。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机会将变得更少，而发达国家间的分工与合作将变得更加紧密。

 

　　从技术条件看，以卫星通信、集成电路、云计算、智能网联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将推动全球分工更加精细化，产品性能和质量持续提升，产品品类不断增多。智能化将进一步提高分工协作的精密性并降低成本，智能驾驶降低运输成本，智能翻译和人机对话等缩短文化距离。时空距离将进一步缩短，不同国家之间的距离包括物理距离、时间距离、文化距离将全方位缩短。

 

　　从需求条件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服务贸易有望快速恢复，其比重仍将持续上升。在服务贸易的全球分工中，发达国家将在教育、医疗、金融、法律、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享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在交通运输、旅行服务、销售服务、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等领域保有比较优势。

 

　　从制度条件看，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无法很好满足现实需要，全球多边规则体系遭到破坏，全球性危机应对、宏观政策协调、绿色低碳转型、数字经济监管等领域的新机制新规则尚未建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新旧矛盾并存，亟须改革创新。

 

　　为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机遇，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部署，坚持不懈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推动包括资本市场、数据要素市场、数字技术、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吸引并利用全球资源要素，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要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务实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杨光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市场与政策、风险化解与危机应对、国际经济与国际治理、竞争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