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亚洲信用评级业高峰论坛举行。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作《全球滞涨下的金融冲击》主旨演讲。

 

刘元春表示，目前部分国家的滞涨已经来临，全球滞涨的出现是大概率事件。人类历史上的高通胀一般与战争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瘟疫就像一场战争在供给和需求两端产生不对称的冲击。

 

对于全球经济所处的状态，刘元春总结为——疫情中期化，疫情救助的天量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俄乌冲突中期化，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大的供应链冲击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

 

刘元春认为，全球经济现状导致“高成本时代到来”。“高成本时代到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人类即使摆脱新冠疫情这两年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导致各类健康防护成本上升；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创新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第四，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常态化，地缘政治恶化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第五，高债务与高利率带来的高还本付息；第六，劳动力紧缺与工资物价联动机制的出现。

 

不过，刘元春表示，本轮全球滞涨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相比还是有不少差别，所以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从需求端来说，量化宽松的退出需要路径设计，财政赤字的收缩问题；从供给端来说，劳动力的市场和结构性改革需要关注；中长期成本问题需要国际协调，包括绿色转型成本，大宗商品成本，防务成本，供应链重构成本。

 

本轮滞涨也将对全球金融造成冲击。刘元春认为，冲击主要表现为：利率将持续快速上升；汇率较大波动成为常态；各类债务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房地产价格以及相关资金链条存在疑虑；股票市场是否已经开始调整，后续是否在美国经济衰退中出现进一步的变化？

 

在各类债务的可持续问题上，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2020年全球债务总和为293万亿美元，全球债务总额约是GDP的3.6倍。2021年全球债务总额约是GDP的3.51倍，但是债务总额增长了10万亿美元，达到了30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美国国债的10倍。

 

其中，新兴经济国家和局部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其总债务率达到207%，其中政府债务率达到64%，是过去30年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刘元春表示，中国在本轮全球滞涨中有其特殊地位——超级供给能力，能源政策的前期布局，各类政策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调整及其弹性韧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元春抛引出一个思考点——全球滞涨是不是并不意味着中国滞涨？

 

“在全球通货膨胀出现的同时，中国虽然面临价格和成本输入型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是有限的。从过去几年大宗商品的波动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市场在消化成本冲击上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在进口价格指数上涨15个百分点，原材料购买指数上涨10个百分点下，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一般也就上涨2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市场消化能力很强。” 刘元春说。

 

中国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不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因此，刘元春强调，这不是很多人简单认为的通货膨胀来了，反而是有紧缩的压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背离？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超级供给能力，能够平衡物价上涨的因素。

 

“在全球滞涨的过程，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是平衡全球滞涨的重要因素，同时全球滞涨也将给予中国经济转型再发力重要契机。”刘元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