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宏观调控中还存在较多的两难选择。首先是同时面临长期目标、短期经济调控和风险处置，这三者有不同逻辑，本质上是要平衡“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对宏观调控而言，就是要区分正常环境、转型变革时期和危机时期，坚守不同调控理念，采用不同调控框架，保证合理衔接。

 

其次是需求调控存在诸多两难选择。如货币政策，在预期较弱环境下，货币政策“易拉难松”。货币政策还要同时应对“供给冲击”和“需求收缩”，前者要求货币政策稳定甚至必要时收缩，后者要求货币政策宽松。美国是通过不断的“喊话”进行预期管理，通过“多说少做”，“小步慢走”实现平衡的，在财政救助等导致需求偏热后，货币政策计划加速缩表加息。我国也注重预期管理，但不得不借助带有一定财政功能的结构性工具平衡，同时还在粮食、能源、重要原材料安全框架下，通过行政、数量和价格等手段“保供稳价”。此外，当前中美经济周期、政策选择有差异，“以我为主”货币政策不得不兼顾美国政策可能的外溢影响，特别是可能引发的资产市场调整、汇率波动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跨境资金流动等。货币政策还深受房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行业监管的影响。行业监管强化了微观主体约束避免货币宽松引发泡沫，但也影响了信用创造的能力，需避免“信贷塌方”。又如财政政策，既要实现短期“有效”，又要保证长期可持续性，更面临土地收入下降引发的资金缺口，不得不更强调精准和结构性。

 

政策有效性还面临经济运行机制和微观主体行为模式改变的挑战。经济调控总有一些预设，如潜在增速、经济内在弹性、微观主体行为特征等。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微观主体市场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发生变化，行为模式也深刻改变。这些都影响了政策的传导机制，改变宏观模型的参数，使得调控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当前的经济系统是转型变革时期的复杂系统，出现了自组织、涌现等特征，机械式调控的有效性下降，需越来越重视个体的成长，规则和生态。但显然我们对生命系统的了解和认知极其有限，远没有形成共识和理论，也没有建立于此相应的政策框架，这不利于市场形成共识性预期，也不利于宏观调控。

 

作者：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