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财经：过去可能有三四十年，大家对全球化特别信任，都拥抱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种现象为什么最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经济学角度如何解释？未来逆全球化的现象是不是就已经无法阻挡了？

 

刘元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全球化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全球人民的福利，但是全球化又是不平衡的全球化，让很多经济主体获益的同时另外一些经济主体受损。

 

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国家没有对内部再分配进行很好的协调，建立一个获益者补偿受损者的机制，这一轮全球化中一些发达国家原来已经解决的贫富分化问题，经过多年发展又重新回到了传统的水平，美国的贫富分化状况已经与1929年大危机前大致相当。

 

受损且没有得到补偿的经济主体，就会反对全球化，当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滋生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个层面掀起反全球化浪潮。

 

从近400年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也能看到，人类已经经历了4次全球化浪潮，同时也经历了4次反全球化浪潮。

 

目前的逆全球化并不是新现象，它是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螺旋前进中的一个步骤，要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

 

第一，逆全球化现象不是一个短期的运动。第二，逆全球化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第三，很重要的一点，逆全球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来看，逆全球化刚刚开始，大国博弈、大国竞争也刚刚开始，各种民粹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冲突也刚刚开始。

 

在疫情之后全球分工链的再定位，全球产业链的再重组，以及逆全球化的一些冲突在兴起，很可能在未来四五年成为很重要的现象或特征，这种特征挡不住趋势，全球化依然是一个长期趋势。

 

 

金砖财经：受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主要发达国家通胀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严重受挫，而中国经济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与4月份“力争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相比，您预估今年中国经济的“最好结果”会是什么？

 

刘元春：4月29日，政治局会议对疫情防控下的经济和风险，进行了再评估与再定位，出台了相应的政策。7月28日，政治局根据上半年整体运行情况与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稳经济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

 

总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用“力争取得更好成果”代替“力争完成预期目标”，根据经济复苏情况和经济常态化运行，提出了保就业、保物价的要求，确定经济发展目标。

 

按照我们测算，理论上今年全年经济应该会有4.5%左右的增速。核心原因就是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为0.4%，大大压低了上半年的经济增速。还要看到，今年下半年虽然经济的弹性、韧性非常好，稳经济、稳增长一揽子政策也及时出台，落实得也很好，但是目前确实还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一，新冠疫情下一步到底如何演变，政策如何调整，存在着不确定性。第二，房地产调控在一些超预期事件的冲击下，是否能够快速止跌并企稳回升，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中美之间的冲突，以及台海局势到底怎么走，具有强烈的影响。第四，全球经济滞胀，外部形势复杂多变。第五，俄乌战争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这些会给下半年的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要求我们立足中期，稳住短期，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进行布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与控风险，四者之间的关系要把握好。

 

因此，今年不宜追求过高的目标，要以经济常态化发展，在合理运行区间循环稳定和畅通，作为我们的目标。

 

 

金砖财经：目前国家正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继续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您认为财政政策还有多大的空间，货币政策如何发力？

 

刘元春：中国的财政政策前期没有跟随欧美采取超级的刺激措施，政府的债务率只有60%左右，非常安全，财政政策的空间依然存在。从广义来讲，我们的财政可挖掘的资金依然在2 万亿元左右。

 

如果从动态角度来看，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金收入腰斩，名义增长速度下降，减税降费等，财政的收入要比预期要少，比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的预算收入可能会减少3 万亿元左右，财政赤字可能会逐步扩大。

 

从债务空间来看，今年年底确定的债务空间是21.8万亿元，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存量是20.2万亿元，因此还有1.6万亿元地方债发行这样一个空间。同时还可以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及特别国债的发行。

 

目前来看，中国财政总体空间比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空间要大，但是我们的财政空间又比以往想象的要小，这就要求我们要科学适度运用财政政策，就是不能太激进，也不能够太保守，需要在债务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灵活。第一，保证流动性宽裕，防止因为流动性枯竭，导致一些现金流、资金流断裂，从而引发局部的风险转换成系统性风险，“保底线”的前提，就是流动性顺畅并相对充裕。

 

第二，要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目前我们进行了两次降息，由于欧美货币政策转向，他们进行全面的、超预期的加息，导致中国降息空间被压缩，但是目前来看，降息的空间依然存在。考虑到存在一系列风险与压力，下半年可以更好地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大货币定向投放，对于财政项目和民间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这可能会是一个主要的发力点。

 

 

金砖财经：2021年之前连续多年，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民间投资增速起不来，整个投资速度也上不来。政府采取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去年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回升到7%，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9%快了两个多百分点。您认为民间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有何政策建议？

 

刘元春：目前民间投资低迷，从产业来看，第一是制造业投资，第二是房地产投资，特别在房地产投资中，民间投资的量还是很大，目前房地产投资负增长，与去年同期持续较高的正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稳房产是稳民间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举措，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更多的人可能是从投资空间或预期的角度来看，特别是预期，目前企业或资本“躺平”，对规范资本有一些焦虑或担忧。实际上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今年7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精神，专门提到了要鼓励各种资本能够活起来，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国家要从政策层面、制度层面和投资空间的层面稳定和激励民间投资。

 

这些举措要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能很难。未来经济的前景还不是很明朗，很多中小企业对于经济下一步的去向，依然感觉有一些压力。我觉得，一方面政府要在稳增长的层面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要保民间市场主体进一步稳固其信心。

 

另一方面，要在“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一些改革方案，经济全面复苏的一揽子方案，对民营投资的盈利前景要有更好的稳定的保证。

 

我觉得，通过这些措施能够破解民间投资低迷的状况。我重点要强调，房地产依然是民间投资很大的一块，稳房产依然很重要。

 

同时，要鼓励民间投资进入中高端制造业，特别是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战略性创新行业要向民间投资开放。

 

 

金砖财经：如何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对于弘扬企业家精神，您有怎样的思考与建议？

 

刘元春：改善营商环境，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强调的，也是这些年抓的一个重点。我们的营商环境从原来在全世界排名 100多位提升到30多位，说明我们的确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但是依然有提升的空间。

 

第一，政府权力约束和管理，过去通过“放管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下一步还得继续推进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改革。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营商环境改善的重点就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推动进行，密集性的布局和政策会推出来，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进一步明确民间资本投资的负面清单，明确“红绿灯”的界限，特别要明确绿灯的确定性范围和创新性探索，未知探索领域的行为模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政府权力也要进一步明确规范，进行清单管理。两者是互动的，如果单纯强调对资本“红绿灯”管理，而不强调对于政府权力的规范，会导致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这是很多老百姓和一些民间资本担忧的问题，营商环境的改善要向制度化、体制化方向的改革来进行定位。

 

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一是要遵循各种法律体系，二是要履行社会责任，按照一些ESG评价体系来履行在环境、社会责任以及治理结构方面的要求。

 

期待企业家一定要超越原来的温饱时代，不是单纯提供产品与服务，而是要增强事业的使命感，增强对民族复兴的神圣感，在遵纪守法的同时要提升自己的情怀。

 

作者：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8月18日金砖TIME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