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压力，刘明康认为需要另寻出路。他认为，各发达国家都在拥抱数字化时代，美股在FAMG+及半导体、生物科学的股市表现最近仍在上升，今年以来（YTD）涨了5%-7%。结合着欧盟的应对气候变化和 ESG 建设的实际工作，我想走这条路子是能够比较适应当前复杂的形势变化，比较能够适应客户的需求变化。

 

 

本次论坛由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共同主办。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近期，美国加息速度快，短时间内从0到150个基点。刘明康表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诱因是在1994年到1996年间美联储快速的货币政策调整。“2008年吸取了教训，进行‘小步快跑’，每次25个基点，但是连续17次的巨大增幅，以及超过4个百分点的巨大增幅，也把自己拉爆了，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刘明康表示，“如果美联储在两年内加息不超过2%，没问题。虽然说这样的幅度对抗已经很高的通胀效果不会很好。”他指出，此次通胀和之前不同，具有很多非周期性和结构性特点，有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通胀，还有疫情反复所导致的供应链中断，甚至小麦和玉米价格的上涨，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都不是货币政策能简单抑制的。

 

刘明康强调，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两年内加息达到3%，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和大型转型经济体都会造成巨大冲击。如果两年内加息达到4%，美国会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并再次带来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刘明康指出各大中央银行都自知货币政策效果有限。2020年3月，在疫情影响西方经济下行时，美联储采取零利率和增加市场流动性来配合财政政策发力的措施有效，没有风险。但从中长期看，美国的财政实力会受到影响，并且市场上会催生泡沫出现。他认为现在回收过多流动性是正确的，因为通胀明显，7月份美国的CPI达9%，所以采取了一刀切的措施。但如果太快太猛，转型经济体和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冲击会很大，首先是因为债务问题风险陡然上升，其次是美元坚挺，资金大量回流美国。

 

 

“加息可以遏制加杠杆冲动的问题。”面对这一疑问，刘明康回应，市场上受美元利率影响的信贷资产仅6万亿美元左右，但是衍生品市场为156万亿美元，资产交易量超过美国GDP数倍。“加杠杆是衍生品市场赚快钱、赚大钱的重要手段，利率的提高会遏制扩张的意图，使市场包括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降温，阻止泡沫的增加。”

 

比如，ETF跟随指数变化，而指数都有明显的亲周期性，从这个角度看，美联储加息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也正因如此，美联储加到150个基点时，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用的通货膨胀指数不是CPI，而是个人消费支出的平减指数。因为这个指数可以把今天和一年的远期，以及三年的远期做一个科学比较。”平减指数在六月份一年远期已经下降到6.78%，而三年远期已经下降到3.62%。

 

刘明康表示，值得注意的，目前地缘政治所引起的供应链问题造成粮食能源的价格飙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在全球市场上占30%左右。

 

他表示，“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市场还在，我们整个工业生产链还是比较完整，成本优势也比较明显。”他认为只要不再出现因为疫情反复发生，今年的进出口仍然会是国家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但不排除外部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速转向，也会让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无利可图。“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也就是不可预见性。”

 

对于房地产行业，刘明康表示未来五年总体上会持续收紧，回归正轨。房地产行业牵连至少30多个行业，其中金融行业关联最深。“现在出问题的不光是民企，某些企业出现了境外高收益率美元债的违约情况，10月和11月还会有还债的小高峰，不少楼盘无法完工交房、不少客户停贷退房。”

 

 

刘明康强调，需要寻找另外的出路。各发达国家都在拥抱数字化时代，第一个板块包括美股的Meta、苹果、微软、Google等一些新企业；第二个板块是美股当中的半导体；第三个板块是美股中的生物科学。上述三个板块在股市表最近的震荡中仍然表现得非常强劲，今年以来（YTD)上涨5%-6%。“结合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和ESG建设的实际工作，我想走这条路子是能够比较适应的。”

 

一方面，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保护知识产权，确定所有产权归属，做好产权交易，提升生产率。另一方面，ESG可以减少成本、减少风险、减少危害。做好上述两方面可吸引国际注资、吸引人才，有可能去抵御各种负面影响。当前市场企业都在打ESG+高新技术的“组合拳”。

 

在探讨数字时代时，刘明康强调人工智能进入人类世界后，真正的瓶颈不是比算力、算法和数据运用，而是在企业内部；在变革实践中真正的分歧与阻碍，也不在国家之间，而在单个国家内部。

 

 

第一，数字化智能技术是崭新的动力，但也具有垄断的自然倾向，会使许多创业玩家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赢者通吃造成行业消失，大量企业从市场退出。如谷歌基本上统治了搜索引擎，Facebook（Meta）主宰了社交网络，亚马逊独占了电子商务，苹果在智能生态环境创建上鹤立鸡群。

 

所以，当技术范式的颠覆成为一种必然之后，不能只从技术变革角度来理解，而应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维度来看，如何加快建立健全制度，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以及营商环境的直接和间接壁垒。而推动形成反垄断、反不当竞争等方面透明的、执行一致的、可预测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程序，加强科技的有效监管，做好防范系统性风险等工作，更是各个国家各自ESG建设的具体功课。

 

第二，崭新技术对现有商业模式和人工岗位的冲击，一定会涉及就业和机会不公平的问题。据发达经济体的科学方法预测，一对一的取代比例大约在30%左右，而新商业模式迭代而引发的行业颠覆（产业彻底清除）所造成的员工失业约10%左右。因此，总体大约有40%的工作岗位会在未来的30年内被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取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人工就业岗位也会被创造出来，加上各种压力因素，如果把握得好，实际失业状况会降至一半，即20%左右。”

 

但刘明康从社会经济学角度观察，计算失业比例还不够。因为工作岗位逐步明晰地分为两批人时（顶尖收入的高管和投资家，以及另一批普通工作人员），中产阶级（如卡车司机、办公室人员、会计财务管理人员、仓库保管人员、金融机构的外销、临柜和中后台一般岗位工作人员）将大量涌入前面的普通工作人群中，这将造成这个群体工薪水准的进一步下降。他进一步观察，上述影响也不仅在收入差距，还会直接伤害到人们对自己、对社会的认同感与价值感。

 

 

第三，未来所有企业都是数字化企业，产业的数联能促使产业链共享繁荣。新技术将使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边界逐渐模糊，直至界限完全消失，使企业无边界，以无胜有。而基于云原生的技术范式创新，使我们从大型机计算到云计算，实现了“生在云上，长在云上”。在这里，软件发挥出超出硬件的巨大力量，软件变成定义一切的工具，未来社会一切皆可编程，而当软件赋予硬件灵魂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有突破性飞跃。

 

“我们需要拥抱数据新文明，拥抱开源、开放，共治共享。但同时必须看到，人类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黑客攻击成群出现，他们的技术迭代和进化，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刘明康表示在数字化新世界中，需要守住安全底线。

 

刘明康最后强调，对数字化转型和ESG的统筹建设和深入研讨，可有助于解决我国的三大难点：一是设计好组织、法治与机制架构，在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上推动人的思想与理念的转变。二是文化的搭建和落地。三是要有一套科学和健全的厘定目标、讲究顺序、评判过程、重视结果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