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的“2022中期宏观峰会——稳增长与实现路径”在京成功召开。峰会以今年上半年国内外局势变化为背景，就下半年经济形势展望、宏观政策调整优化、助力我国经济稳增长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出席峰会并在“下半年经济形势展望”高峰论坛上发言。

 

刘元春表示，不必过度担忧下半年经济的反弹，更重要是应关心中长期问题。第一，防止下半年对经济调控政策的过度叠加；第二，政策应从疫情纾困转向培养市场内生动能；第三，不宜过度放大短期风险，重点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短期稳增长和中期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

 

 

第一个观点，不必过度担忧下半年的经济反弹。从二季度数据看，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很好。尽管二季度0.4%的GDP增速无法满足市场主体1.1%的预期，但考虑到4、5月份经济深度下滑给需求端带来的冲击，二季度增速很可能被拉到-2.5%的水平。而二季度实现0.4%的增长，说明6月份增速至少已经接近4%。从-2.5%反弹到4%，说明我国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且经济反弹是疫情冲击后的一种必然现象。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滞与经济危机造成的停滞不同，后续的经济复苏方式也存在差异，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更重要的是，从一些先行参数和各方信心指数看，6、7月份实际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二季度很多先行参数下降剧烈，但6、7月发生了跳跃性的变化。比如PMI指数，尤其是非制造业的PMI指数从47%直接跃升到54.7%。这说明前期和下半年国家各项投资政策的力度，要比想象中大得多。

 

因此，如果过度担忧三、四季度经济反弹无法达标，很可能会导致刺激性政策用力过猛。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一要防止政策过度叠加，二要防止政策过度分解。过犹不及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常态。目前市场信号和政府信号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认为下一步增长压力很大，这很可能导致各部门、各地方不断加码发力，造成合成谬误。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在当前经济企稳状态下，下一步的核心任务是全面复苏。因此，工作重点要从传统的复工复产、疫情纾困，转向市场内生动能的培育。而培育内生的市场动能，不仅要求政策保持一定力度，也要求调整政策着力点。

 

一是必须持续关注大型项目、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渗透效应。三季度，制定实施对大中型企业的救助措施时，要重点考虑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渗透。

 

二是要全面启动民间投资，调整市场预期。预期调整虽然复杂，但根本在于收益率的变化。能否赚钱是市场预期调整的核心动力，特别对私营企业更是如此。这方面需要我们加大力气。

 

三是要更关注房地产的重要性。三季度房地产市场的变异是大家非常担忧的问题。变异的路径是什么？至少目前来看，我们对房地产头部企业债务整顿和业务剥离过程中的风险暴露路径，准备得并不充分。对此我认为，一方面市场性调整不宜过快；另一方面，政府行动，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应当适度提升，这有利于在我国长期战略转型和短期稳宏观经济之间达成契合，避免稳增长和控风险出现冲突。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政府要在稳宏观措施上另辟蹊径，这就需要下一步在内生性动能方面做好文章。

 

第三个观点，要明确当前的风险到底是什么。第一，我认为当前风险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特别是在于我们能否防止政策的过犹不及所带来的波动和冲突。回顾过去三年，疫情虽然是导致中国经济扰动的重要因素，但最大的风险因素始终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导致的左右摇摆。目前，很多人愿意把俄乌冲突、欧美政策调整、全球滞胀等因素，作为需要对冲的主要风险。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几大因素都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期，促进中华民族崛起的最佳机会，有助于我国充分发挥全球制造业中心、供应链关键点的核心作用。因此，我们不能把风险关注点放在外部，而是应该放在内部。第二，不宜过度放大短期风险，而忽视一些中期的、结构性的、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前微观主体信心不足，这未必是疫情和短期增长不达预期所导致的，而可能源于我国的一些战略和政策定位。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关注一些中期问题，而且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短期稳增长和中期可持续性之间的匹配问题，更重要的是稳增长的宏观政策与中期结构性调整与改革方案的权衡问题。特别二十大前后，是该问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期。

 

实际上，风险不在于疫情本身，而在于政策。也就是说，能否通过政策落实来克服我国政策传导体系和行政体系中固有的一些问题，这在短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长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风险的把控不能太泛、不能太多，不能天天说到处都是“灰犀牛”、“黑天鹅”，这会导致失去重点。而失去重点也就谈不上防风险、控风险，更不可能实现控风险和稳增长、促改革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对风险有战略性的认识和研判。唯有如此，才能把控好短期政策。

 

总结来看，下半年经济运行问题不大，更大的问题可能发生在明年一季度。关键在于政策能否持续，以及改革措施能否借二十大的“东风”顺势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