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早就对国际局势有了清晰的判断，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把领导人的两句话能够变成国际社会的共识，变成中国做好自己事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文/邵轩岚 金砖财经 总编辑

 

“中央早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的国际环境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越来越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接受金砖财经独家专访时这样表示。

 

张燕生指的“像”是针对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的“周期说”，达里欧日前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进行了演讲，大意是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然后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现在又开始回到中国，最后是旧秩序被新秩序代替，其中战争和冲突是变局的导火索。“我个人的看法是变局刚刚开始，这个历史大周期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张燕生表示。

 

在张燕生看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与2022年的俄乌战争都是世界百年变局的孵化器。金融危机标志着超级全球化阶段性终结，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收缩、全球宏观政策扩张将成为新常态。俄乌冲突标志着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局的大幕缓缓拉开，价值观同盟组建、安全战略泛化、集团化选边站队，正在将世界再次分裂为两大平行阵营。稳是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成为中国中长期的基本国策。楼市、车市、金融、互联网等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中之重的关键性行业，不要将发展中问题、成长中烦恼标签化扩大化。抗疫成功不仅要打社会组织仗，还要打科技进步仗，更要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仗。

 

 

金砖财经：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曾表示，现在和1929-1945年的世界局势非常相似。1929—1945年出现了经济萧条、经济繁荣，而复陷入战争的大周期。您如何看这个判断，如何看当前的局势？

 

张燕生：达利欧比较看重1929至1945这一段，这是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段历史。但中国更看重三段式的世界历史比较，即1870至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美德崛起为第一段，这与1980至2009年我们经历过的超级全球化、IT革命和中美合作这一段很像；1914至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秩序新旧交替期间为第二段，这与现阶段的国际环境很像；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结束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为第三段，预计2035年之后的世界有可能开始进入这个阶段。

 

中央早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的国际环境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越来越像，称之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在日本大阪召开的G20峰会，国家领导人说了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就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法等国采取绥靖政策，希望能够达到安抚德国引祸水到前苏联而自保的目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后三任总统都采取了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大萧条导致世界债务链中断、德国经济崩溃、希特勒上台挑起了二战。中国领导人讲话隐含的意思是，20国领导人的历史责任是尽可能要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

 

国家领导人还讲了一句话，一定要“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现在的世界越来越朝向大国冲突、对抗的陷阱方向走，俄乌冲突越来越向热战、地区大战、世界大战、甚至可能就是核大战方向走。

 

我觉得，达里欧讲的500年周期，很大程度上是从十七八世纪的中国，然后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现在又开始回到中国，到21世纪中期结束这一轮历史周期周而复始循环，最后就是旧的秩序被新秩序代替，旧的霸主、霸权被新的霸权替代。因为在19世纪中期，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是英国和法国，新型崛起的大国是美国和德国，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结果是1945年以后美国取得世界霸主地位。

 

从国联到联合国，真正建立起了一个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当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倡导成立了国联，其目的是为了制衡英国和法国的世界霸权。但当时美国提出加入国联的倡议被美国国会所否决，威尔逊以后的三任美国总统都奉行孤立主义。任你世界洪水滔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耗尽了大国实力，美国成为主导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霸权国家。

 

中国领导人早就对国际局势有了清晰的判断，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把领导人的两句话能够变成国际社会的共识，变成中国做好自己事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情。

 

第一个难点在于：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如何从冲突对抗走向共享合作。最坏的情景是形成两个平行世界，一个是美西方，一个是中国。中国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想维护现有格局和秩序但是美西方不希望维护。美西方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其实美西方才是真正的现有格局和秩序的颠覆性国家，他们认为现有格局和秩序，中国占便宜他们吃亏，他们要通过脱钩颠覆现有格局和秩序。

 

俄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西方挑起的。他们把俄罗斯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逼到完全没有退路，普京做了多次警告，但是美西方就是不听的，一直逼到战争。同时，一个巴掌拍不响，俄罗斯的帝国梦，也一步步使世界陷入冲突对抗的陷阱。按这个架势下去，局势失控的风险越来越大，最终会把整个世界拉下水。

 

核大国之间博弈失控，会把整个人类社会逼到毁灭的边缘，谁能够制止这个态势继续恶化下去呢？

 

第二个难点在于：中国希望是稳定的国际秩序，但是西方不希望。现在的秩序是美国主导国际社会70多年前建立的。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是发挥了全球治理平台的基础性作用；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最终形成超级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地球村”是发挥了多边经贸体系功能的历史性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动金融开放及金融全球化、全球短期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国际金融稳定和监管以及特别提款权是做出重要贡献；世界银行在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起码自奥巴马开始的三任美国总统都认为，中国是现有秩序的受益者，美国和西方是受害者。一个基本逻辑是从原有的多边自由开放走向一一公平对等、价值观和盟国体系、阻遏中国发展。

 

奥巴马是告别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而转向重返亚太，通过主导TPP、TTIP、TISA等跨大西洋、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谈判等方式为全球建章立制。中国作为应对策略，也推动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聚焦于全球新议题、新规则、新开放方向的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

 

特朗普很高明，他的贸易战的第一场其实打的不是中国。232调查打的钢铁进口中国排在对美出口的第十一位，前10位都是欧洲、日本、韩国，都是盟友。他要打的是“老大吃亏”的国际秩序。他打德国，说你凭什么2.5%的防务开支不付，搭老大的便车；凭什么德国汽车出口到美国的关税低于美国出口德国；凭什么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异性待遇美国不能享有等等。特朗普在全球开打，要求改变现有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体系。

 

拜登上台后，他的口号是“美国回来了”。特朗普是造反者、革命者，拜登是改良者、是团结者，他觉得多边机制和舞台还是要要的，但未来的多边不是过去70多年来的多边，拜登要的是一个“去中国化”的多边机制。

 

从2008年以后，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实际上都在探索“去中国化”的方式和路径，使“美国再次伟大”维护美国霸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像中国人说的这样，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美国不这么说，他们说是中国破坏了自由民主的国际秩序，因此他们要重构一个没有中国的国际新秩序。他们要求世界各国必须选边站，是跟随美国还是跟随中国，政经不能分开。在这种情况下，乱是必然的。

 

如果大国不负责任，又没有全球政府，谁为这个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谁为这个世界提供宏观政策的协调和基本的秩序？没有。这就是一个乱象，达利欧认为战争最后决出胜负，失败者就要听从胜利者设定的秩序，这样的话就能重构。

 

中国不希望这样。重构的秩序是什么？是丛林法则，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美国的霸权和西方的秩序？还是开放包容，进一步巩固和增强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框架和共享的秩序？中国自己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不具备主导全球治理议题的能力。中国需要时间，实现自身的经济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文明的现代化。但美西方不给中国时间。达利欧讲的中华复兴的周期，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不是现在，这个周期我觉得还是需要延续很长时间。

 

第三个难点在于：中国和美西方方方面面都很不相同，缺少沟通渠道，无法构建互信，战略猜疑失控，是很可能落入脱钩和对抗陷阱。

 

有一种观点认为，从经济利益相互依存关系看，中美不可能脱钩。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当年冷战时的美苏两大世界阵营脱钩，战略能力竞争，是前苏东解体的主因之一。

 

世界是离得开中国的。尤其在“政治正确”的价值观主导下，中国和美西方选择性脱钩是可能发生的。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合作是大国较量的结果，而不是大国意愿。去中国化，政治高于经济、安全高于利益、集团利益高于多边利益，走向新冷战陷阱的风险在上升。四国机制+IPEF +日本修宪军事化+全球化北约+去中国化与日美引领亚太，挑战不容忽视。

 

中国也可能离开没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避免陷入脱钩。这是一厢情愿还是未来大势？关键在我。美西方聚焦于民主自由的全球秩序，去中国化，一旦政治化，就会有一道隐形的墙。如新疆棉花、光伏、番茄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狼来了，狼是要吃人的。不能继续陶醉在4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上，要建立真正的危机感。

 

如何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要从微观做起推动全面对外开放；从民间做起，推动人和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从互利合作做起，构建发展利益共同体。5G、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核电、电网、家电、互联网等行业的进步，都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爱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全方位国际合作生态的结果。

 

 

金砖财经：眼下俄乌战争，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西方一直在火上浇油。您认为，俄乌战争对中国及世界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张燕生：百年变局的开始是什么时候？严格讲应该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到俄乌战争，大致是12年，相当于1914至1925年大萧条前夕。那么12年是从世界变局的初始阶段到了一个各种不可能事件频繁发生、原有世界体系解体分裂、超级经济衰退有可能到来摧毁旧格局的阶段。这个时期包括未来十几年都可能是百年变局演化逐步通向未来的孵化器。

 

俄乌冲突仅仅是一个引子。俄乌冲突还没有外溢到中东欧，更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亚太如果开辟第二战场，那么亚太又开始进行外溢，会不会有第三战场？最终将世界卷入冲突对抗的乱局。对中国，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冲突对抗陷阱，无论什么诱饵都不上钩，坚守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事情的战略定力。

 

我的看法是：2022年美国的宏观政策重头戏是反通胀，中国经济的重头戏是稳经济，中美是两个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超过50%。中美两个大国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态势。

 

从1979年美国率先执行严格反通胀的货币政策、80年代前期执行基于供给学派减税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开始，世界经济逐步进入了一个长期通胀率和实际政策利率趋于零的低通胀、低利率、高增长、不平衡的新时代。在这个时期，孕育了超级现代全球化和IT革命，孕育了全球综合物流革命和供应链管理网络，孕育了中美合作的相互依存的“地球村”，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黄金时期。然而，以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上述趋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消失了30多年的通货膨胀回来了，它是短期的，中期的，还是长期的？如果是长期的，它会对未来的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先从美国反通胀谈起。今年5月份，美国通胀率高达8.6%，为此，拜登总统把抗击通货膨胀作为其首要经济任务。那么，如果美国通胀是长期的趋势，就意味着美国的宏观政策或者美西方的宏观政策将是长期扩张型的。即使当前反通胀是美西方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愿意付出严重经济衰退去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胀和债台高筑的财赤吗？我相信不会，美国会继续增加公共投资，为基础设施更新融资、为科技创新发展融资、为民生改善融资，这意味着美国将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执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对通胀和财赤更加容忍。其背后的主因是地缘政治和中美博弈。这意味着过去的时代结束了，包括持续了30多年的通货紧缩的时代结束了，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结束了，新自由主义占上风的时代结束了。

 

如果美西方反通胀，中国稳增长是长期的，中美宏观经济周期不同步是长期的，那么中美经济会成为全球投资人、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两面下注、对冲风险的必然选择，中国如何在未来10多年一步一步努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呢？如果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我们是否应当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加快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进程，加快推动更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呢？

 

全世界都会用中美经济政策不同步、经济周期不同步、经济结构不同步的差异两面下注，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和安全资产的内在要求，必然要求中美经济之间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必然要求中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制度革命、治理革命、市场革命，必然要求中国与RCEP框架下的东盟、日韩、澳新构建发展共同体，这是负责任大国的应尽责任。这是一场拔河，一端是极端分子要脱钩、冲突和对抗，另一端是国际社会要和平、发展和合作，谁能够赢得这场拔河，关键在我，在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的角力。

 

在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由于保持住战略定力，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但2021年中国宏观政策收得有点紧，导致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消费和投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困难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恢复艰难，2021年下半年经济增速显著下滑。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稳字当头”，重点是稳需求、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稳增长。从今年1月底的深圳，到2月低的上海，到4月的北京，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社会秩序。5月23日中央6方面33项一揽子政策的出台，既对政策的执行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对我们的战略定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金砖财经：美国5月CPI环比上涨1%，较上月的0.3%大幅提升，高于市场0.7%的预期；5月CPI同比增长8.6%，高于前值8.3%和市场8.3%的预期，创40年来的新高。我们知道，美欧曾为通胀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眼下美国高通胀又来了，这次会不一样吗？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如何进行资产管理？

 

张燕生：以美国通胀形势来看，目前存在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现在美欧的通胀率都超过了8%，学界有一个问题：美国反通胀措施会不会使美国通胀回到过去30多年的正常轨迹？也就是看过去30多年全球的通胀率，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的通胀率走势都是一步一步趋近于零，全球呈现出通缩的长趋势。美国、欧元区、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政策利率同样是一步一步趋近于0，甚至是负利率。

 

为什么会形成主要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则同时出现通缩的情景？其主因之一，70年代为了走出世界经济滞涨困境，世界主要国家先后从凯恩斯主义通胀和财赤无害走向了严格反通胀的宏观政策转型。主因之二，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推动了市场机制全球配置资源要素的改革，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球经济福利。主因之三，90年代兴起的超级全球化和IT革命，形成中国、印度、中东欧等大规模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浪潮，平抑了全球一般物价水平。主因之四，金融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脱节，通胀转化为全球资产泡沫。主因之五，中美合作造就了相互依存的“地球村”。然而，上述五个因素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抑制全球通胀的因素转化为释放全球通胀的因素。如中美合作转化为中美博弈，贸易战使中美贸易从平抑通胀的因素转化为助推通胀的因素，又如2009年中美宏观政策协调实质性帮助美国抑制住量宽货币政策产生的通胀压力现在这种作用消失了。

 

对当前美国和欧元区通胀超过8%的未来场景，美欧学者做了大量研究。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反通胀仍然会回归过去30多年通胀率的正常趋势，就是能够回归2%的通胀率的目标值。时间可能会需要2-3年。如DeLong和Krugman等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可以通过坚决的加息将通胀控制回2%的目标区间，并且不引发衰退。但LarrySummers等认为，美联储控制通胀的难度很大。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以前是美联储主席，她现在就反思说严重低估了这次美国通胀。去年同期她始终认为美国通胀是临时的，过一阵子就会回去，但她没想到美国的通胀且能够飙升到8.5%（3月份）。

 

IMF前总裁，欧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判断是持续2-3年，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胀都可能会重新回到也就是2%的目标值。已经过去30多年的趋势仍然会继续下去，就是通缩的时代会继续下去，通胀的时代没有来到，因此现在的通胀是暂时性的。现在认为可能是短中期的，仍然是可以比较容易对付，这是一种观点。我想也是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和绝大部分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会影响民众。

 

第二个观点，也就是曾经IMF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发现，现在美国通胀形势更像1975至1983年。1975年核心通胀率和政策实际利率相差17个百分点，现在相差12个百分点。当时美联储用了8年时间才将通胀率控制在4%左右的水平。代价是实际利率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失业率从1970年代初到最高点上升了6个百分点。

 

我的看法，作为第三种。我的问题是，未来美国通胀率的变化轨迹是越来越像70年代走出滞涨时的场景，还是越来越像20、30年代走出百年变局时的场景？现在的美联储和欧央行愿意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付出严重的经济衰退代价吗？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到，80年代美联储是付出8年时间才将通胀率控制在4%左右的水平，其代价是实际利率上升了近13个百分点，失业率从1970年代初到最高点上升了6个百分点。欧洲当时没有付出美国这么大的代价，因此欧洲的通胀率控制就差，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

 

美国现在不愿承受严重衰退的代价。第一个原因是国内政治导致他们不愿意承受巨大压力。因为这种严重的衰退意味着失业率高企，现在如果是3.5%，如果再增加6个百分点，那也就是9.5%的失业率。美国人会接受？我相信，不会。

 

第二个原因是中美博弈中国经济走强，美国经济走弱的选择美国不会接受。美国会对通胀采取更高的容忍度，通货膨胀实质上相当于对全球开征通货膨胀税。美国可以融得足够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更新、科技创新更新、民生改善。美国老百姓就会高兴、美国企业家就会高兴、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就会高兴。至于说全球通胀洪水滔天，就跟美国有什么关系？我的货币，你的问题。

 

有一种极端的力量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或者第二个日本。从这个角度讲，1929年式的大萧条还没有到来，什么时候到来我不知道，但是世界的不确定性风险不是减少，而是在上升。最坏的场景不是过去，而是还没到来。

 

对我们的启示是，世界越来越像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要为防范大萧条、世界债务链中断、流行病大流行、大国博弈最终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做最坏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稳字当头，稳是大局，可能在今后要成为一个中长期的基本对策。发展与安全、开放与风险、创新与规范等基本关系，在这个阶段，安全的权重在全世界都在显著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把稳增长作为中长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不仅仅是为了世界，给世界提供安全资产和公共产品，而且是为了中华复兴大业，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看看19世纪中后期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为什么美国就能躲过，德国就没躲过，是因为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中部地区，地缘政治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打了一战，打二战，最后战败受到惩罚。美国就非常保守，威尔逊以后的三任美国总统都奉行孤立主义，美国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破坏，接替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

 

对于全球投资人而言，对冲风险的通俗比喻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美西方经济和资产是一个篮子，中国毫无疑问是另一个最重要的篮子。利用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的特性，两面下注，风险对冲，你都不得不把你的部分资产配置在中国。这就形成了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的基本大盘。即使是极端分子采取各种手段和策略要使中国和美西方经济脱钩，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最后的结果仍可能是中国和美西方经济更紧密的挂钩。一方面，这是从资产组合多样性配置需要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战胜极端分子脱钩的任何企图，营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和规律。

 

 

金砖财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两年4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2022年疫情危机出台6方面33项政策。从历史看现在，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张燕生：我首先更愿意比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危机应对措施的效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生产网络和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和影响。我国应对危机的计划酝酿在1997年下半年，1998年形成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揽子举措。总资金盘子大约3.2万亿，实施期间在1998至2002年。虽然GDP增速保8的目标当年未能实现，但中国不仅承诺人民币不贬值，阻止了亚洲货币贬值竞争的恶性循环，而且推动了全面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使中国成为率先走出危机冲击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当时我被指派作为重大国债项目督查特派员，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检查扩大内需的特种国债投资项目的前期程序合规。包括投资项目的招投标制、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监理制等项目前期程序是否合规。如果发现不合规的地方，第二年的投资项目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件事是检查项目资金的到位情况。包括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到位情况。

 

第三件事是检查投资项目实际开工的情况。如当时严重短缺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粮库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开工情况。我和我的同事都是要到现场看项目实际开工情况，如公路项目每一个工段的开工情况，粮库等社会基础设施项目开工情况，城市供水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开工情况等。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扩大内需的建设项目只有开工才能实际拉动消费、投资、就业和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1998到2002年，退耕还林还草还牧还湖的生态建设项目产生显著生态效益；国企三年脱困计划推动了国企改革；商业银行摆脱全行业技术破产境况显著提升了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长期欠账的各类基础设施状况的以极大的改善。2002年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危机困境，而且赢得经济年均增长10.7%的黄金10年。

 

另一次危机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受严重打击的是那些宏观经济高杠杆率的国家，主要是欧美经济体。但即使是欧美国家，如果宏观经济杠杆率较稳健的国家，2008年受到危机的打击仍有限。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

 

而中国在2008年底的宏观杠杆率是142%，是非常稳健和健康的经济。那么，2008年中国出口增长下滑，中国GDP增长下滑，主要是内因主导还是外因主导？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还是国内宏观调控举措导致的？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出口下滑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2007年的三季度。而同时，美国、欧洲、日本的进口需求并没有下滑，这就说明我国出口在2007年三季度的下滑不是外因，是内因所致。

 

那么，2007年内因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首先，有关部门实施了遏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限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过快增长，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减少贸易摩擦，抑制外贸顺差过快增长；保护国家生态环境及稀缺资源，促进资源性产品、国内稀缺商品及国内市场需求量较大的产品进口的政策举措。其次扩大了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同时加强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准入管理，将环保、能耗、用工、设备水平等指标纳入了加工贸易企业核查范围。再次，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行了差别政策，其中东部地区新设立的外贸企业，不予批准限制类产品加工贸易业务，而对中西部地区A类和B类企业实行保证金台账空转管理。

 

所以2007年三季度出口下降，主要是为了推动生态环保、减少贸易顺差、降低产能过剩等政策目标。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实际上其实是国内宏观调控压力上施加的最后一个稻草。

 

4万亿投资项目实际上是事先正常安排的国家两年投资计划，但在危机突发冲击下这个计划却成为应对危机大水漫灌的各种扩张行动的代名词。4万亿投资计划是2008年11月开始立项的，按照经验，最快开工见效应该是半年以后，也就是2009年5月。那么，中国经济触底反弹是什么时候？是2009年2月。也就是经济触底反弹跟4万亿投资计划没有关系。但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冲力交织作用下，4万亿成为社会各界借危机之名行大干快上之实的代名词。由此形成了居高不下的宏观杠杆率、地方债和银行、企业等主体的不良债。国家为了走出三期叠加的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付出了很大努力。

 

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为什么这次国家在应对疫情冲击始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保持好战略定力的原因之一。

 

 

金砖财经：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5月31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出台了6方面33项政策，怎么解读？

 

张燕生：稳增长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前的导向是政策纠偏，现在确确实实要出手了，即稳经济、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前面说了，2022年一季度的新冠疫情从深圳，到上海，再到北京，影响的是中国经济核心的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地区。用李克强总理5月25日的讲话，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今年二季度，政策目标是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去年三季度经济增速是4.8%，四季度是4%，今年一季度是4.8%，因此人们还期待今年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5%左右，但是3月份开始经济确实面对困难。6个方面33项政策就是把一个大幅下滑的经济托住稳住。

 

今年疫情打击较大的三个方面。第一就是需求。投资和消费，尤其消费受疫情打击最大；第二是服务，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业5个特困行业；第三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与保民生，这是重中之重。

 

可能有争议的地方：为什么稳需求的重点是稳投资，而不是稳消费？我们过去常用的稳经济的手段主要是稳投资。从传统观念上讲，无论是修路搭桥，还是建厂建楼，今后总是能够产生新的生产能力。比说修大桥的时候，一开始没有车，修来干什么？可是1998年修的路，10年以后就会发现，当时一辆车没有，10年以后车满为患。

 

还是一个“穷观念”，创造出的财富蛋糕，舍不得消费，总想用于投资创造更大的新蛋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穷惯了，穷怕了，道理都懂，说是新创造的蛋糕应该更多分给老百姓，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道理懂，逻辑也懂，观念也懂，一到行动还是舍不得的。

 

新发展格局很重要的一点，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而且扩大内需就是要创造新消费，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政策、观念与理论都是通的，就是行动上还是旧的。

 

比如，为什么不发消费券？为什么不把钱直接发给老百姓？地方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像重庆、深圳一些地方在做，但是绝大部分地方仍然舍不得，真金白银发给老百姓，消费了就没有了。但实际上还是过去“穷怕了”的观念，但消费了，不就创造了经济循环，流通就激活了。比如大家都去餐馆吃饭，餐馆有生意做了，他不要你退税，不要你免税，不要你缓交各种各样的五险一金，生意有了，房租也有钱付。没有流水哪来税，实际上不是我们不懂，都懂，是因为穷怕了。一些政策能看到还是投资力度大，稳消费的力度小，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改变。

 

没有饿过肚子，没有受过穷，可能更多把钱分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代际迭代的结果，一代人就是这一代人的局限。到了更年轻一代，他们可能就会发消费券，在第一时间把钱发给老百姓，老百姓第一时间把钱花出去，小商小贩个体工商户第一时间把生意火起来，经济很快就恢复了。

 

 

金砖财经：您曾经表示，房地产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行业。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停滞了30年。从这个角度来讲，要稳住房地产的基本面。您现在如何看房地产行业前景？

 

张燕生：房子实际上有三种不同属性，第一个属性是金融属性。人们买房子不是为了住，买房子是为了投资保值增值，但有的人可能囤了过多的房子闲置，人为把土地资源占有闲置，不产生需求和流动性。第二种属性是商品属性，买房子绝大部分还是为了居住。第三种属性是社会属性。居者有其屋，不是有钱人才住房子，没钱人就不住。居者有其屋就是住房是人的基本需要和基本权利。从金融属性、商品属性到社会属性，我们用了40年来完成整个历史的变迁。

 

我会用一个指标看中国，就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人们用于食品开支占消费总开支的比重，1978年的恩格尔系数是60%，消费支出60%用于吃，基本的需求就是吃饱穿暖。因此，改革开放的前20年，发展最快的就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重工业、大学研发创新部门等都非常困难。到了2000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40%。人们吃饱穿暖了，需求热潮开始转向住和行，由此带动了房地产、建筑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2019年恩格尔系数为28.2%，人们的需求热点开始转向个性消费、高端消费和服务消费。

 

2000年之前改革重点是商品市场，2000年后改革重点是要素市场，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攻坚一直没有打下来，像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和管理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

 

我总是讲，深圳那么贵的房价，怎么留得住年轻人，怎么留得住实体经济，怎么留得住创新，怎么会有未来？实际上整个国家也是，房子那么贵，产生了各种发展的矛盾和问题。

 

政府在中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央地财权事权改革不到位，地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土地财政。地方房价越贵，财政状况就越好，就越能够搞基础设施建设，越容易出政绩。现在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涉及到制度一律、设施联通、市场统一、监管统一、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等内容。这一套东西没有很好地捋顺，房地产长效机制就很难建立。

 

在“只住不炒”的政策导向下，要素和资源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中央财权事权改革不到位，全国统一大市场治理现代化不到位，房地产就会有一段时间的动荡和不稳定。中国改革总体像是一个生态，有3岁，有12岁，有18岁的，房地产现在到了18岁该成年了，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应该按照市场公平竞争的规矩做，但还有很多基本的制度，基本的要素改革不到位。比如说居者有其屋是人的基本权利，那么，保障性住房建设应该是谁的责任，要不要大家一块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是市场要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不仅仅是政府要做有为的政府，社会也应该成为一个有爱的社会，各方和谐发力，房地产市场才能够比较健康可持续发展。

 

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三者之间有很大程度的差异。如稳预期，就是要把改革发展方向、目标和今后的做法很好地与市场对话、与企业对话、与百姓对话。老百姓以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就是要修理房地产业乱象，有人会把房地产妖魔化。房地产是国家的支柱产业，稳楼市对稳经济、稳增长非常重要。

 

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行业会一步一步回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轨道上，中国的住房需求还是有潜力的，但房价不能再涨了，再涨就继续透支未来。

 

 

金砖财经：2020年以来的疫情危机，对大健康是不是一个重要机遇，您有什么样的体会与展望？

 

张燕生：我记得，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2020年说过一句话，抗疫的成功，主要成功在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社会组织仗，但是我们打的不是一场漂亮的科学技术进步仗。

 

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不仅要打好社会组织仗，而且要打好科技进步仗，更要打好现代治理仗。抗疫不仅涉及社会组织，还涉及核酸、疫苗、药品，更涉及法定责任必须为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30年的现代化新征程核心是推动制度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和科学的现代化过程。

 

从大健康角度来看，战胜新冠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战胜疫情最终不是靠特效药，而是怎么调动自身的免疫能力。中医的理念作用很重要，中西医的结合很重要，国际的合作很重要，不要把人和病毒之间的斗争变成人和人之间的斗争更不能到处甩锅，把新冠疫情变成了地缘政治工具。

 

文章来源：中国房地产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