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当前我国正处于疫情冲击期，经济下行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2020年年初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处于“疫情冲击→恢复→再冲击→再恢复”的循环中。在疫情结束以前，该循环会不断继续，经济始终面临疫情的影响。但每次疫情冲击的程度可能有所差异。去年南京、内蒙古等个别地区暴发过局部疫情，但影响相对较小。今年3月以来部分地区的疫情冲击，则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的第二次严重冲击，但目前来看，本轮疫情正趋缓和。因此，对经济形势的研判，首先要看到当前经济正处于什么位置。

 

第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三重压力”。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这是对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判断。

 

从增长来看，一季度经济形势比较平稳，同比增速4.8%，比2020年一季度-6.9%的增速高出很多。但从月度数据来看，1~2月份经济正常恢复，3~4月经济逆转，5月份主要指标边际改善，但改善幅度仍然较小，6月份数据表现会好于5月，但改善空间也很有限。因此，二季度将是全年增长的低点。如果下半年不出现大规模疫情，经济会很快恢复。但如果没有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无法实现超常规增长，也难以弥补二季度失速带来的缺口。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全年5.5%的增长目标面临很大压力。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2020年之所以能实现V型复苏，除了2万亿财政支持等特殊的政策安排外，还在于房地产、信息服务业、出口三大动力的有力支撑，当时疫情企稳后房地产行业得以迅速恢复。2020年一季度，在其他很多行业负增长的背景下，信息服务业增速在所有行业中位居首位，其高增长拉动了经济的迅速恢复。此外，出口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20~2021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近二十年来的顶峰，2020年贡献率为25%，2021年贡献率20%左右。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基调下，本应降低外需的拉动作用，但在疫情条件下，我国出口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反观当前的房地产、信息服务业以及出口情况，都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因此，下半年经济很难再现2020年的V型恢复。

 

从物价来看，今年上半年形势比2020年初时更加严峻。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胀压力，但实际上中国通胀压力也较大。2020年初物价很高，主要是在CPI中占比很大的猪肉价格高位运行所致，此后猪肉价格逐渐下行。当前形势已发生逆转。今年4月份，我国可能进入新一轮猪周期，猪肉价格很可能又一次触底反弹。同时，3、4月份的CPI均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虽然5月CPI与4月总体持平，但随着猪价上涨，物价上涨压力会加大。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PPI进入高位运行期，指数高达10%左右。目前虽稳定在8%，但由于俄乌冲突，导致我国进口商品的金额增速远大于进口数量的增速。比如，进口煤炭金额增长80%，但进口数量是负增长。PPI对CPI的传导压力始终存在，只是得益于我国有很多价格管控工具，PPI对CPI的传导渠道不是特别畅通，传导效应目前还不明显。

 

就业形势最严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其突出。2020年7、8月份，青年失业率在毕业季达到峰值，约为16.8%；此后快速下降，降至约14%的水平。今年5月青年失业率高达18.4%，比去年12月份提高了4个百分点。此外，学历越高，失业率越高。根据以往的数据，7、8月份青年失业率会更高。因此，必须高度关注失业问题。

 

失业率攀升，部分原因来自疫情影响，但也有监管叠加带来的预期转弱。最近十年，大学生就业的主要行业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每个行业十年累计吸纳城镇就业的人口高达300～500万人（不含个体、私营经济）。其中，公共管理行业吸纳就业量最多，高达500多万人。目前，除商务服务、卫生、公共管理行业外，其他行业，包括信息技术、金融、房地产、教育等都受到了监管影响，这些行业的企业扩张放缓，招工自然也会放缓。

 

总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三大目标中，经济增长5.5%的目标压力较大，物价稳定在3%的目标压力很大，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的目标压力最大。

 

第三，当前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是疫情及一些地方不当的防控措施。影响当前经济形势的因素很多。从国际上看，俄乌冲突、国际农产品和能源大幅涨价、美联储加息、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等，都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冲击；从国内看，“三重压力”、监管趋严、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等影响也很大。

 

但短期来看，影响经济的最主要因素是疫情及其部分地区欠妥的防疫措施。疫情是客观的，防疫措施是主观的，后者是可以改进的。4月29日，中央明确要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三者同等重要，并要求做到“两个最大”，即“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区在疫情防控中，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阻断交通，甚至滥用健康码等情况。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已经进行纠正，所以未来情况可能有所好转。

 

第四，当前经济政策要“再聚焦，有力度，利长远”。研究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两个前提，首先是对形势的判断。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在某些方面比2020年年初更严峻。虽然稳增长压力可能不及当时，但稳就业、稳物价的难度超过了当时。其次是目标，在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如果目标改变，比如下调5.5%的年度GDP增长目标，那么政策可能也无需加量。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并要求把握好目标导向下的政策提前量和冗余度。意味着年度GDP增长目标仍将保持5.5%不变，为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政策要打出提前量和冗余度。由此出发，下一步制定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政策应“再聚焦、有力度、利长远”。

 

“再聚焦”，就是抓主要矛盾。现在主要矛盾在需求侧。虽然市场有一定的投资需求，但从项目准备、项目融资到项目开工，需要较长时间，很难在今年形成大规模的实物工作量，带动增长的程度有限。出口需求无法由我国单方面决定，并且当前也面临一些新变化，政策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扩大政府消费可以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政府消费领域很窄，只能拉动少数几个公共服务行业。因此，政策应该向居民消费再聚焦。当前情况下，扩大居民消费是救市场主体的最有效措施。

 

“有力度”，就是指要加大政策规模。当前，我国形势某些方面比2020年年初更严峻，所以经济政策的力度应该比那时更大或者至少相当。2020年，我国以增加1万亿财政赤字、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的形式，总共增加了2万亿财政支出，最后实现了2.2%的年度增长。今年，赤字率定为2.8%，比去年低，相对于5.5%的增长目标来说，政策冗余度本来就不高。因此，在国务院已经采取促消费措施基础上，下半年还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

 

可以提高财政赤字率或者发行特别国债。关键在于增加的支出到底该用于什么领域。我认为应该主要用于促消费。从理论上看，扩大投资是必要的，但对比2009年出台4万亿政策主要用于扩大投资时的背景相比，会发现情况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可投资项目不如原来充裕。十几年前有很多领域需要大量政府投资，现在很多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虽然可以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确定的102个重大项目，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项目绝大多数是方向性的，并不具备立刻落地的条件，从完成可研报告，到确定土地和资金来源，仍有很多准备工作，上马开工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二是政府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与过去相比，地方“跑部钱进”的积极性有所降低。所以，与其依靠地方政府扩投资来拉动增长，不如依靠14亿老百姓提振消费来拉动增长。

 

另一个需要聚焦的领域是房地产。今年很难指望房地产对经济有正向拉动作用，但至少要减少负向拉动程度。房地产和建筑业在我国GDP中的占比约14%，如果考虑到与之相关的金融、建材行业，对经济的影响会更大。去年，建筑业、房地产都是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建筑业在基建拉动下恢复到了1.4%的正增长，但房地产仍是-2%的负增长。从房地产几个主要指标来看，下滑程度正逐渐加深。

 

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是预期不好，房地产企业和居民的预期都很弱。过去，国务院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过很多综合性的政策，有鼓励性的也有收缩性的，但最近没有新的综合性文件出台。各唱各调的房地产政策会割裂房地产政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应该成立多部门联合的政策文件小组，加快研究出台一揽子的、长短结合的房地产政策，明确房地产新制度、新模式的方向，明确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信贷、土地、公积金、限售等政策的调整完善方向。

 

“利长远”，主要是促消费和稳房地产，这两项工作都是利长远的举措。从消费来看，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居民消费。2009年以来，我国扩大了投资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却在下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探索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要通过综合性的文件明确方向，以利于房地产的长远健康发展。

 

第五，要把握多重目标的平衡，完善经济治理，改善市场预期。预期转弱是除疫情及其防控措施以外影响当前形势的重要因素。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重压力”，其中之一是“预期转弱”。目前来看，市场预期有进一步减弱的情况，这会影响经济增长、投资和创新，加剧资本市场波动，更对就业产生影响。预期转弱在民营企业中最为明显，国有企业的预期问题似乎并不严重。问题在于，当前预期转弱已从企业、投资者蔓延到普通居民，居民不敢投资、不敢消费。这次的预期转弱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特点，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预期问题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形势、二是政策、三是方式方法。也就是说，即使政策方向正确，但如果执行方式不当，也会影响市场预期。去年出台的很多监管政策，虽然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对“时、度、效”把握不当。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预期转弱带来的危害，也一直在纠正方式方法上的偏差。比如过去各地划了很多养猪的禁养区，造成养猪问题上的合成谬误，后来中央对相关做法进行了纠偏。再比如能耗双控问题，去年10月份也进行了纠正。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治工作，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后续会有相应政策落实，进而改变市场对平台经济的预期。此外，在房地产和疫情防控问题上，中央也进行了一些纠正。

 

如何防止今后再出现预期转弱的问题呢？我认为应关注和研究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正确认识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去年在共同富裕和资本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认识，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此发表重要讲话，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二是要把握多重目标的平衡。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断多元化，但部门职责是单一目标的。每个部门从自身职责出发来制定政策时，若缺乏系统观点、全局立场，很容易出现合成谬误。对此，应该建立相应机制，以协调部门责任制和多目标之间的平衡。三是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只用行政性的方法完成目标任务。

 

第六，我国经济仍然长期向好。当前的问题，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我国拥有由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构成的完整产业体系，这是我国经济韧性的基本保障；我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拥有世界最大的劳动力群体，而且勤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我国拥有完备便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大部分基础设施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我国拥有强大的国内市场，消费品市场位居世界第二，投资品市场位列世界第一；我国还拥有庞大的市场主体，虽然近期预期转弱，但我国的民营企业仍然韧性十足。特别是，我国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备百年奋斗的智慧经验，有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有条件实现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

 

以上观点整理自杨伟民在“2022年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与微观主体感受专题研讨会”上的点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