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外迁这个题目也是我常年关注的。我1996年加入上海市外资委，以后一直都在外商投资领域。这次上海的疫情，应该说对外商投资企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在疫情中，很多跨国公司的老总都跟我有非常密切的互动，把他们的一些想法、企业的一些动向跟我交流。另外，央媒，上海本地的媒体，也有很多对我的采访。我想把这段时间里我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思考，跟大家沟通一下。

 

首先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这次的疫情，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应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或者说上海从浦东开发开放30年，挑战最大的一次。前面也讲到了，因为我一直在做外资的工作，从上海市外资委，后来叫商务委，2011年到2016年，我也在商务部的外资司工作，也是主管政策，包括统计这方面。我们在30年到40年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包括在政治外交方面，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也面临过很多挑战。但是我的直观感受，这次影响，应该是过去30年史无前例的，这次影响非常大的。我非常赞同前面陈琦伟老师讲的，对这次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能低估，需要非常认真的去分析，怎么样去应对。

 

接下来我主要讲两个方面，其实讲外迁之前，我想先讲实际上最近这几年，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意愿是下降的，我觉得我们其实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外迁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跨国公司还来不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虽然这几年，大家如果去看统计数据，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但是这个增长背后，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是下降的，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境外融资部分在增加的，因为我们统计外商直接投资，它只要是资本在直接投资的领域，跨境发生了流动，我们就把它纳入统计。所以我们看到了数据在增长。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海某一个互联网平台的境外融资额，最后纳入统计，是55亿美元。美国在上海投资最大的几家企业，通用汽车，迪斯尼，都没有超过55亿美元，一般就是30亿美元左右。这几年利用外资的数据在增长，但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是下降的，这是大家要非常关注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讲一讲外迁的问题。还是要深入来看，前面各位专家讲的，我也非常赞同。首先要把外商投资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面向国内市场，这是因为我们的单一超大规模的市场，这部分的外资是不会走的。另外一部分，它是面向全球的，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这次的疫情对这部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前面徐奇渊回顾了外资企业外迁整个的历史，因为我一直做这个工作，我也非常赞同。其实外迁，要推到差不多2008年，因为我们劳动法，以及我们当时的两税合一，提高了成本，最早的一些外迁实际上是经济因素导致的。然后就是政治外交的因素，包括2013年中日之间钓鱼岛的事，以及2016年以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第三个因素是供应链风险，特别是在疫情，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两个因素叠加起来，跨国公司在供应链的效益和韧性（或稳定性）之间，要进行一个平衡。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跨国公司向外转移的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在面向全球市场的这个部分，我进一步把它细分成两块，第一块，就是大家前面讲到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我看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是一个趋势。实际上从2008年以来，外迁的主要企业还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包括一些港澳台的，包括日本、韩国的生产加工企业，欧美企业转移相对比较少。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还有一类也是以全球市场为主的，但是它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这一块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如果这一块的企业因为供应链的原因对外转移，这对我们经济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家芬兰企业，是做造纸机械的，13米宽的纸张幅度，110多米长的设备，基本上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在我们上海生产，一年八套，四套在国内，四套要出口到南美。这样的企业还不是一家，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我专门问过他们，整个配套的零部件都是来自长三角。所以这对我们经济，对我们就业，对国内的这些产业链上配套企业的命运，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积极采取应对政策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再举几个数据，我们出口的依存度，这些年一直在下降，现在只有18.5%了。外资企业在我们出口中间的地位，上海三分之二的进出口是由外商投资创造的。我们协会每年做一个上海外企百强的榜单，外资进出口百强的前100家企业占了上海外资进出口的50%以上。上海的外贸进出口差不多占全国的10%，如果这么算，上海TOP100的外资进出口企业占了整个中国进出口的3.3%，就是这么重要的位置。如果这样一些企业因为供应链，包括其他一些政治因素，发生了外迁，那么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讲三驾马车，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在疫情之后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疫情之前几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是负的。如果贡献出口的这部分外资企业再转移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会非常大，包括就业等等。所以，当我们讨论外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资本的流动对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但是对外资来讲，它转出去就转出去了。不像我们很多国内企业，可能把一部分生产制造放在外面，但是把研发等放在国内的，总体上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一种安排。但是对外资来讲，它走了就是走了。

 

简单的一个总结，结论就是说，这次上海的疫情对整个上海，包括长三角外商投资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要特别对那些以全球市场为主的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给予重点关注，因为他们在我们的整个经济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乔依德：我对黄峰提一个问题。你刚才也讲到了，这次我们对疫情的应对给外资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的问题是，现在复工复产了，如果在今后半年当中没有出现大的反扑，你觉得会不会对外资企业之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所消解？或者能使外资高科技企业更安心地留下来？

 

黄峰：谢谢乔老师这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未来的3到6个月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今天早上，在我们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我们一家会员的中国区总裁从日本给我发了一个消息，他说：现在日本的企业，马上撤出是不会的，但是他们在非常认真地讨论、研究这件事，后面就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回答你的问题，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是这个观点，现在抓紧复工复产，帮助企业及时止损，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条件，这是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其次才是出台政策。除了政策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些动作，要有一些姿态，要去安抚外资企业。大家也知道，在疫情中间有些外企的高管都已经离开上海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人心的问题。怎样去安抚企业，怎样去争取人心，这是未来三到六个月里，对上海也好，对中国也好，对外商投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姿态、我们的动作至少跟我们的政策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因为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乔依德：关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应该做什么，你有什么看法？

 

黄峰：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局面吧。俄乌战争，再加上现在的疫情，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也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现在的表态和立场也已经非常清楚了。当然可能可以做一些小的方面，比如有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但是我想大的基调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还是首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先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