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对稳定中国经济大盘的艰巨任务，必须让有限财力发挥最大效应，不仅要把稳增长资金用在刀刃上，而且要发挥最大乘数效应。

 

在促有效投资方面，应集中在风光储等新能源项目，尽量减少乘数效应低于1的低效和无效投资；在保市场主体和就业上，应该重点支持前期受疫情防控最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尽量保住最多的市场主体才能保住就业；考虑消费对经济的牵引带动作用，以及当前用消费乘数是投资乘数的3倍以上，应逐步把稳增长的重点转向稳消费，从收入端发力，以万亿级别的消费补贴、大幅降息才能重启中国经济内循环，尽快稳住中国经济大盘。

 

 

走过快速城镇化和快速工业化阶段后，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和企业长厂房设备投资逐渐饱和，总体进入维护性投资阶段，不但有效投资需求越来越少，而且有效投资项目难寻，从宏观上不但继续维持高投资增速不现实，而且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在GDP的占比将逐渐从40%以上回落到20%-25%的正常水平，除了少数新能源基建项目之外，大部分传统投资增速将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阶段。

 

从宏观上看，后城镇化和后工业化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一般都在20%-25%的平均水平，如2020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加拿大和印度的投资在GDP的占比分别为21.38%、21.89%、25.30%、23.26%和27.09%，目前中国这一比重还在40%以上，比同样增长阶段的日本和韩国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以2021年中国GDP规模114.37万亿元为基数，假设未来GDP年度增长率为5%，则十年后中国GDP规模为150-180万亿元，按照20%-25%的占比，对应的十年后中国的投资额将为30-40万亿元。从当前的每年55万亿元，到十年后的30-40万亿元，未来投资增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零增长、负增长，靠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看已经不现实。

 

不仅如此，同样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少，其乘数效应越来越低。在某些领域、地域，每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创造的GDP已经下降至1以下，例如2014年以后，河北等省份就已经出现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超过全省GDP总额的情况。

 

从微观上看，近几年各地在申报各类投资项目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项目荒”，从已经建成的项目运行状况来看，很多项目回报现金流不及预期，项目投入运营即亏损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例如，2021年中国高铁对百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5%，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名下的累计债务已近6万亿元，年亏损额巨大的背景下，继续扩大高铁投资规模显然不可持续；中国高速公路对2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超过98%，全国收费公路每年收支缺口达7000多亿元，债务余额超过7万亿元，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投资也难以持续；一度成为全国投资热点的特色小镇有很多已成为地方政府及建设运营方的负担，在总数将近2000个特色小镇中，多数沦为“空闲小镇”或烂尾工程。

 

从上述基建投资的负债和经营状况来看，继续扩张投资不仅不可持续，还将带来的更多亏损项目和更大的债务问题。因此，无论从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拉动来看，投资都难以承担稳增长的主要角色。

 

当然，虽然从经济规律和经济效益上，继续靠扩大投资来稳增长不可取，但是一些关系民生的投资项目，如城市管网建设、水利建设，主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投资还应继续投入，对于少数代表未来方向、投资乘数高、运行效益好的基建投资项目，如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和储能设施、大数据中心、电动汽车充电桩等领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总之，要确保投资的有效性，减少无效投资和低效投资。

 

 

如果数十万亿规模的传统投资的拉动作用难以为继，新的需求动力从何而来？一般而言，后工业阶段的经济体大都是以消费为主的增长动力结构。从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看，2020年美国这一比重达到81.73%，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都70%以上，印度也达到71.08%，而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82%，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未来也将逐步提高到70%-80%。

 

从具体规模来看，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1万亿元（约6.83万亿美元）。但中国人均零售额仅为美国的21.4%。如果未来中国人均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一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将增长到15.91万亿美元，未来增长空间巨大，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量。

 

对中国经济而言，消费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占比高，规模大，还体现在其乘数效应更强。根据有关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乘数约为3-5，而投资乘数不到1.6，个别省份投资乘数小于1。就全国而言，同一单位稳增长资金投入，其消费乘数是投资乘数的3倍左右，同样用于稳消费的财政资金，其对经济的作用，已远远大于投资拉动。

 

在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消费在经济循环中发挥的牵引带动作用显得更加重要。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都只有在消费环节才能最终实现，并将其转化为各种要素的收入，牵引带动经济循环平稳持久运行。如果消费需求继续大幅萎缩，可能引发恶性循环：消费减少→企业营收下降、减少就业岗位→居民收入下降→紧缩消费……就像飞机因为速度过低而陷入了“失速尾旋”风险，经济循环就可能出现阻滞甚至中断，还可能引发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在那个“萧条小镇”的案例中，客店老板可以提供住宿，面包师能烤面包，屠夫能提供肉食……但是因为缺乏消费需求，整个小镇的经济循环就陷于停顿，谁都没有收入。只有当外来的旅人带来了新的消费需求时，客店老板才能将100元住宿收入支付给面包师，面包师再支付给屠夫……整个小镇的经济循环才重新恢复运转，这就是消费对经济循环的引领作用。

 

面对经济下行和失业率上升的严峻局面，一定要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除了减少无效和低效投资外，在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上的资金使用效果如何，也要科学评估。

 

为了保住市场主体、保就业，中央政府安排了2.6万亿的减税退费，但这些以退税费为主的保市场主体政策，其受惠的主要是营业收入和纳税达到一定的规模的、相对生存能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而真正在消费低迷情况下正在关门和准备关门的市场主体，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虽说这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前期纳税比大企业少，但是他们面临的困难的确比大企业多。

 

2.6万亿的减税退费资金如果以直接现金补贴的方式发给上述中小微企业，其保住的市场主体会增加几十倍。

 

当然，考虑到大部分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是直接为消费者服务，也可以从消费端发力，通过大规模发消费补贴和消费券，提振市场。只有消费改善、市场旺盛，扭转市场主体“开业无市”的局面，让这些中小微企业获得足够的客流、收入和利润，才是从根本上保市场主体、保就业。

 

 

稳增长必须从收入端发力。当前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改善居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大规模消费补贴，为了稳住中国经济大盘，应尽快推出万亿级别的消费补贴，才能以消费引擎重启内循环。国际经验显示，大规模消费补贴对改善居民收入、维持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复苏有明显作用。国内研究显示，近年来部分城市的消费券发放两周内核销率多在6-7成，关联消费倍数（关联消费金额/消费券核销金额）在3.5-17倍之间，说明消费补贴政策得到了消费者较好的参与和使用，并且产生了明显的超额消费乘数效应。如果借鉴深圳等地的经验，将消费券与现金补贴方式相结合，对于边际消费倾向很高的困难群体而言，获得感更高，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大。

 

为了最大程度发挥补贴的拉动作用，中央政府应通过发债、国有股分红、减持国有股权等方式筹集大部分资金。由中央政府承担的现金补贴应当遵循“一刀切”的平等原则，即针对贫困户、脱贫户、低保户、失业群体、疫情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从业人员等群体，统一按照一定标准发放现金补贴，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这些现金补贴将很快流入消费领域，转变成实际的经济拉动力。

 

地方政府也可以按照“精准补贴”原则，安排消费券补贴那些居民消费意愿较强的产品和服务，如深圳近期出台的消费补贴以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为重点，上海则针对纯电动汽车置换一次性补贴1万元，这样的精准举措将带动高收入、高储蓄群体多消费，创造更高的消费乘数。

 

最后，作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增长的配套措施，在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阶段，货币政策应果断大幅度降息，降息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融资成本，减轻政府债务利息，减轻居民房贷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还可以提升股市信心、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并为明年万一输入型通胀压力大增时腾出加息的空间。

 

总之，当前阶段统筹疫情防控与稳增长，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为主的深刻转变，一方面要减少对传统低效、无效投资的依赖，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抓住消费的关键点，发挥消费对内循环的牵引作用，以大规模消费补贴改善居民收入，大幅降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才能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乘数效应，以千钧之力，尽快稳住中国经济大盘。

 

文 | 滕泰（经济学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