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近日组织相关专家，就当前形势下如何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能进行研究，并形成相应报告。报告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首先要打通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尽快恢复正常运行。报告提出以下十条政策建议：

 

1. 用好用足存量财政政策。

 

2. 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

 

3.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特定群体发放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强化财政政策在稳就业、稳消费中的作用。

 

4. 扩大专项债适用范围和额度，拓展资金来源，降低融资成本，为基建投资稳增长释放政策空间。

 

5. 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目标导向明确的结构性减税降费。

 

6. 适时降低政策利率，引导实体经济融资利率进一步下行。

 

7. 释放和挖掘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保持总量信贷规模合理增长。

 

8. 保持汇率的灵活性，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9. 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加大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融资和风险防范化解的支持力度。

 

10. 借鉴国外具体经验，财政货币政策创新举措协同发力。

 

以下为建议内容。

 

 

发行特别国债，对特定群体发放“消费券”

 

第一，用好用足存量财政政策。一是更好地运用税费优惠政策救助市场主体，“留住青山”。加强对小微企业的纾困政策和税费优惠政策的宣导，使相关优惠政策可以公平公正地触达到有需求的小微企业，引导相关企业利用好政策红利。二是加快增值税留底退税的进度。加快这部分资金进入企业账户的速度，缓解市场主体的资金压力。当前留底退税还有一定政策余地，如果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大留底退税的力度。三是重点发挥好现有制度的保障作用，增加对受疫情影响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救助。加大失业救助的范围和力度，对纳入失业范围的人群应救尽救、应助尽助；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

 

第二，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2020年疫情之初，我国曾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对支持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疫情波及面及防控压力堪比2020年初期，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总规模短期内难以调整的情况下，建议以发行特别国债的形式融资，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初步测算显示，全年经济增速要接近5％，下半年经济增速应稳定在6.5％左右，据此需要增加约2万亿元财政赤字。如果一般公共预算不作调整，其可作为发行特别国债额度的参考值。

 

第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特定群体发放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强化财政政策在稳就业、稳消费中的作用。一是通过发放现金补贴等形式，在一定时间内对受疫情影响封控在家的低收入人群进行生活救助。二是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通过发放“消费券”，引导和带动消费复苏。消费券发放可结合健康宝、数字货币等新技术手段，做到更加精准便捷。三是在减税降费措施基础上试点实施负所得税。负所得税无论有无缴税，都有固定额度的所得税补贴，类似于一种财政补贴，具有一定的操作简易性，能够达到稳定就业的效果。

 

第四，扩大专项债适用范围和额度，拓展资金来源，降低融资成本，为基建投资稳增长释放政策空间。基建投资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可控性较强，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企稳、改善市场预期。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出要发挥有效投资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中的关键作用。当前制约基建投资的主要因素是资金来源：一些直接现金流回报不高、但正外部性较强的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在现有投融资体制下难以得到支持。对此，一是建议在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九大领域的基础上，适当放宽专项债的适用条件，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二是对于特定类型的公益性项目，可以直接由国债或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作为融资来源。三是引导各类政府债务融资利率下行。四是以财政资金回购城投平台现金流低的公益性资产，降低其负债率，化解债务风险，激活其市场再融资能力。

 

第五，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目标导向明确的结构性减税降费。一是进一步降低部分国内畅销品的进口关税，扩大免税商品的范围，增加营业网点，拉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二是扩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适用范围，从重点制造业、科技企业扩展到其他行业，也可以考虑提高加计扣除比例。

 

 

适时降息，保持总量信贷规模合理增长

 

第六，适时降低政策利率，引导实体经济融资利率进一步下行。一方面，当前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低迷，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在此情况下，应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工具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宏观杠杆率明显高于同一发展阶段国家，降息不仅是刺激需求，而且是降低债务风险的举措。

 

第七，释放和挖掘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保持总量信贷规模合理增长。当前，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足是宽信用的最大梗阻。一是更加注重发挥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推动信贷规模尤其是中长期贷款规模增长。二是完善优化对信贷资金用途的监督激励办法，激励金融机构将贷款投向政策支持的方向，减少金融机构因过度担心贷款投向违规、比例超标受处罚导致的放贷积极性受挫情形的发生。三是多措并举支持“专精特新”中小科技企业发展，鼓励金融机构提供稳岗贷款、短期流动性支持等，为金融机构服务中小科技企业提供再贷款支持。四是关注中型企业融资诉求。中型企业信用资质弱于大型企业，亦不能享受普惠小微融资的政策支持，需关注中型企业的流动性状况，及时满足其合理融资诉求。

 

第八，保持汇率的灵活性，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当前美联储加息造成中美利差倒挂，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掣肘有限。事实上，中国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胀）仍远远高于美国。当前，中美十年期国债的实际利差依然维持在390个基点左右，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通过与海外投资者交流发现，一些海外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金之所以抛售中国资产，更多的是担心宏观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中美经济增长差收窄，而不是利率差收窄。另一方面，尽管美联储目前对加息节奏、力度的表态较强，但形势比人强，实际加息力度仍取决于通胀、经济及金融市场走势，目前的强硬表态带有预期引导成份，未来能否实现持续加息缩表仍存在不确定性。近期人民币下跌不是外资减持人民币资产的原因而是结果。只要疫情蔓延势头得到有效控制，防疫措施更加精准、科学，加上宏观政策靠前发力、适时加力，经济复苏前景明朗，市场信心恢复，外资随时都可能回来，人民币汇率也会重新得到支撑。反倒是汇率政策僵化，既可能掣肘国内货币政策，又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信心。为此，一方面要容忍人民币汇率在适度范围内贬值；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预期引导，增强汇率双向波动弹性，避免市场出现单边预期。

 

 

第九，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加大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融资和风险防范化解的支持力度。一是建议提高财政出资为商业银行提供信贷保护，推动信用扩张，弥补地产信用萎缩的空间。二是除货币政策降息外，财政支持也应对受冲击较大的企业和主体融资加大支持力度，实施财政贴息、担保或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三是扩大对小微企业普惠贷款的贴息范围和力度，配合货币政策继续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四是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将部分存量房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如此，一方面可以弥补当前部分大中城市保障性租赁房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可以盘活商品房存量，在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同时激活有效需求。

 

第十，借鉴国外具体经验，财政货币政策创新举措协同发力。例如，2020年4月，美国财政部为应对疫情推出“薪资保障计划”(PPP)：当符合资格的小企业或者自雇者将PPP至少60%的资金用于支付员工工资或自雇者自己的收入，其余部分支付与生意相关费用之后，政府会把PPP贷款转成无须归还的福利金，以鼓励小企业和自雇人士维持就业。PPP的最终批准额达到3,422亿美元。为了保障PPP实施，美联储还推出“薪资保障计划流动性便利”(PPPLF)，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这些金融机构以PPP贷款为抵押按面值向美联储换取贷款。此外，美国还推出“主街借贷计划”(MSLP)，由美联储和财政部共同创立，支持企业贷款。具体构成是财政部750亿美元，再加上联储贷款，总规模达到6,000亿美元。这种机制的优势在于，财政部作为最终损失的承担主体，在中央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杠杆效应下，仅运用少量财政资金就能起到大规模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