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一个问题，统一大市场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什么关系？您认为统一大市场解决新发展格局下的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破解程度是什么样的？

 

贾康：这个关系比较简单。双循环本来就是讲的国内国际循环都是在一个大平台上同时存在的，对并存的两者，现在讲新发展格局，新就新在我们要审时度势，更多地依仗于我们已经雄厚起来的国内大市场，而抵御一些来自外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我们自己相对容易把握的确定性，也就是更好的掌握我们在风云变幻中间推动中国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主导权因素。所以，这个双循环，新在内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排除外循环，而是要内外循环更好地相互促进，而且要更好地在应变过程中，继续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然这里面的侧重点确实有阶段性的不同，对接到扩大内需，这是新阶段我们特别要着力的，首先要在扩大内需这方面，把文章做好做足。同时，扩大内需有可能实际上也能积极促进国外一些跟国内市场互动的可能性：一些贸易伙伴调整来调整去，但是总体来说会注意到中国毕竟有它的回旋余地，有它的韧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几年贸易的情况已经表现了这个特点，包括打压我们的美国--美国市场上那些主体，下订单选来选去，最终很多订单还是权衡成本、质量、可靠性等因素之后放在了中国，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说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实际是继续对接双循环，继续对接全球市场，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问：现在一季度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基本都出来了，大家就特别担心欧洲、美国他们这种高通胀，尤其PPI非常高情况的影响。

 

贾康：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得知道他们有比较成熟的套路：美联储为什么现在非常坚定地转换原来的量化宽松趋向，已进入了加息通道压制通胀？它早已经在酝酿这个事儿，前面就屡屡放风来引导市场预期，现在已经出手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方面跟中国的情况就明显有区别了，我们在这一段来说，压力就上升了，国际方面按照张文宏医生的说法，抗疫见眉目以后外部世界会打开，而我们自己有路径依赖，使我们不能简单地打开，那怎么办？这就是一个考验。

 

问：对。体现在经济上面，其实在外部环境这种情况下，您怎么看在当前的环境下怎么去掌握我们新发展格局中的政策？

 

贾康：除了前面我们讨论的这些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来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之外，可能我们还要有一个对当前最突出的问题的考虑。新的一轮疫情在珠三角、长三角，特别上海形成这么大的压力，对于今年来说发展形势何去何从，要密切关注。我已经讲过总体来说我们不能否认形势的严峻性，两会上设定的5.5％左右的目标，当时应该讲还没有如此明确的长三角这种骤起的冲击波。这个冲击波来了以后，我们可能需要采取一些像过去行之有效的地方政府支持的消费券等帮助企业抗寒过冬的办法。另外，是不是也要积极考虑援引1998年预算调整方案的先例，给宏观调控扩张和结构优化这方面加力，来通过扩张力度的加码和结构优化更好的掌握，既对应今年特殊的问题，又给未来增加长久发展的后劲儿。再有就是在抗疫这个方面，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动态清零的路径依赖，不能简单照抄人家群体免疫的作业，那么我们就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怎么动态优化我们这套技术路线。其实我注意到，现在从钟南山到张文宏到高福，到一些卫健委的同志，到一些地方政府层面，他们已经在探讨中间有这种口风，即坚持动态清零的同时还要有一个动态优化，大的趋向是逐步放松，这就是要有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渐进地弹性化地处理这个过程，不能简单地就“清零”望文生义而搞那种极端化、一刀切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这里面有经验，也有教训。

 

问：确实是。除了疫情，刚才我们提到这种高通胀，尤其产业链上游的这种价格，有一种说法它会有一个产业链的传导，可能下半年会传导到中国市场上来。

 

贾康：这个传导问题，我们去年就在盯。大宗原材料、能源产品价格上升以后，中国的上游已经感受到压力了，但是由于有种种的特殊性，下游现在还相对平稳一点儿，或者可解释为这种涨价因素在产业链中间被很多中游的厂家消化了，因为只能这么解释：上游的东西贵了，下游东西却卖不贵，那怎么办呢？大家还得活，努力消化了一些。但是如果完全依靠消化，这可能又不是长久之计，进一步传导过程中，会不会我们的消费品价格在一定的时候将表现出由于前面的成本推动压力而上涨了？这不得不防。那么怎么抵消它，怎么防范它，这就要有一个综合考虑了。现在因为整个矛盾主要方面，还是经济偏冷，我觉得现在还不会一下子从物价这方面对全局、对面上来说成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除了像上海由于特殊的原因造成发国难财哄抬物价现象，那是管理问题），总体上讲现在最有压力的，还不是我们的消费品物价有全面上升的压力，而是整个经济仍低迷，我们现在一季度只有4.8％的增速，二季度能不能高于一季度，现在看起来很困难。如果上半年勉强到5％（那还要二季度比一季度更好才能达到），下半年必须达到6％，才能达到年度5.5％左右。

 

问：其实是挺难的，挺有挑战的。

 

贾康：所以，现在更多的还要关注，一方面要防通胀压力传导到CPI（消费物价指数），另外一方面还得给整个经济升温。这个升温似乎比防范物价在后来的翘尾巴更紧迫一些。

 

问：这种升温中像我们现在来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它能够在短期内发挥一些效果吗？

 

贾康：我觉得处理得好，是应该从短期到中长期见效的。如果企业能够在预期方面感受到政府真心实意保护产权，要推进企业面对的负面清单的完善化，要约束政府自己的行为，要消除各种各样的壁垒，减少大家的交易费用，政府这些如果实实在在表现出来进步，那么到了企业那里，实际上就助长企业按照长期行为模式考虑自己的生产经营了，活力潜力会跟着释放。

 

问：我昨天上午跟上海的企业家交流，他们说疫情突发等于这一个月出不去，他们都在考虑重构他们的很多投资逻辑，包括商业的逻辑，包括管理的逻辑，在做一些长期上的思考。

 

贾康：对的。所以中央这个文件我觉得是有它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复杂的局面之下，实际上也包含着以整个市场环境的规范化，给大家以有利于企业形成长期行为、改善预期这样的导向，既在当下来应对短期的冲击，更是在中长期使我们有企业吃下定心丸、特别是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去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长远目标规划战略目标这样一个持续的动力。

 

问：贾老师，下个问题是怎么看这个政策的承前启后。之前我们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又提到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系列方针政策表述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您怎么理解它跟统一市场，双循环，新发展，新格局，新阶段的衔接性？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贾康：我觉得咱们前面的讨论已经涉及了这样一些衔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文件首先针对的，还是基础性制度建设层面进一步的承前启后，和条理化地强调了基本的思路、要领，逻辑上更深化贯通了，既对接到操作层面的扩大内需，也对接到前一段已强调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各项政策的优化，就顺理成章要展开。我们前面强调的消除两个谬误，很多的直观表现，就是对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这方面可能出现的偏差必须纠偏，在有些政策带有局部和短期特征的同时，怎么把这些政策更好对接到中长期？比如说农民工的待遇问题，操作上既有贯彻中央所说解决好拖欠工资等的工作要领问题，又有更长远的整个户籍制度改革怎么攻坚克难，循序渐进，是从制度创新、基础性制度建设这个层面，联系到方方面面，进一步丰富而落到系统工程的制度建设带出政策体系的丰富化、系统化和合理化。按照学理来说，基础性制度是最根本的，它有它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党和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是最有决定性的问题。再对应于政策这个层面，要更相对而言带有弹性一些，灵活一些，需要动态调整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问：下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了要素市场的改革，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要素市场分割它有什么不良影响，或者统一要素市场的战略价值是什么？您研究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感受比较深的，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一些事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贾康：现在要素市场上的条块分割，是跟过去传统体制下的弊病有一定传承关系的，有些事情已经在得到比较好的克服，比如说货币政策，现在上面对接的是世界上通行的模式，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它是一个垂直管理的体系，银根松紧的调控不分地域，就是在所谓整个统一市场上流动性的供给这方面，已经可以排除地方政府对于货币政策的干预，地方政府只能顺应着整个银根的松紧。但是地方政府有另外一个自己政策可塑性的空间，是分级财政，有行政区概念，也有分级概念，它的财政政策必须是有自己的可塑性空间的，这个空间如果掌握得好，其实就是各个地方在学者们所说的争先恐后要发展、于“政绩锦标赛”的驱动之下更好地出政绩，这个政绩如果有好的考核，有好的约束条件，它应该能经受时间考验，不短期化，而是实实在在地为民造福。但也可能出偏差，就是用行政的力量更多地去制造一些壁垒，搞地方保护；相关各部门相互之间见利益就争，见责任就推，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一拥而上去体现自己的存在和权力--这些问题就是阻碍要素流动的问题了。实际生活中地方层面的种种例子可以说还常见发生，比如说应保护企业产权吧，但我们听到某些区域里的企业，其产权听起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无可奈何，这个就不好举具体例子了。

 

问：明白。我做法律报道，很多就是地方政府跟企业家产权的诉讼案件，其实是蛮多的。

 

贾康：这样一来这个规则就不统一了，要素流动这方面大家更多要顾及的是什么呢？我首先要处关系，关系处好了，哪怕是一些其实不对头的事儿，也就过去了，没人来追我的责任，如果关系处不好，我自己会有很多无端受到的刁难，这个事情就很痛苦。这哪里是统一市场呢？这是行政力量介入进来以后，不是有作为，而是乱作为。

 

问：对，往往是这样子。

 

贾康：部门也有这个问题。部门要显示自己的存在与“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有些事情该做的会迟疑着不及时做，有些事情不该做的他可能还很起劲儿。包括我说到的PPP，它显然非常明显地要求高标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如果没有一个法治化的保障，民营企业怎么敢跟你政府签合同，来做那些一做好几十年的项目建设与运营的事儿呢。2014年克强总理非常明确地要求发改委、财政部要把这个PPP创新作为重中之重，有积极布置和后来一系列的推进。但是很遗憾，PPP法却一直立不起来。开始明确了要立PPP法，后来又说有困难了，部门之间在关键词上谈不拢，那么退而求其次，咱们出条例，好几次都是给出消息“今年年底之前一定要推出PPP条例”，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没能推出，这就是明显的滞后。在这种滞后情况之下，咱们高法却又在上面来了一个司法解释，这一听更添乱了，说很多的场合PPP这个合同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行政协议，这还得了？

 

问：变成行政协议，行政诉讼打起来太难了。

 

贾康：行政协议那是什么关系？政府企业两边不是平等的关系，行政协议实际上是备忘录，行政关系本质上是下级服从上级！PPP真正要可持续发展，一定不能这么理解吧。所以，事情就越弄越带有困惑，不是真正让要素充分流动得到法治化保障的制度建设特征了。

 

问：而且我刚才听您讲PPP这个模式对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或者促进模式，接下来有破解的机会吗？现在停在什么环节上了？

 

贾康：我们寄希望于：一个是要坚定地推进法治--是三点水的治，不是“制度”的“制”，那就意味着不能光有一个法规条文，还要有一个充分地反映高水平的这个制度优化过程的“良法”，由粗到细的PPP规则，如果一下做不到法，也应赶快推出条例，在现在红头文件的水平上往上提升。再一个，要澄清基本概念，按照现在的司法解释，那一定是使民营企业进一步地望而生畏。这个法治化轨道上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它还要带出来后面更多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把PPP里面很多相关的、重点的事情再理顺，将有大量工作要做。比如PPP它所对应的会计准则，国际上也在探讨，我们必须要面对这种特别迫切的现实需要，组织专业力量由粗到细来推进。

 

问：除了PPP，您刚才提到财政分级的制度与政策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变化呢？

 

贾康：有。这方面也是个系统工程配套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政府层级过多，要让统一大市场建设更顺利的话，应该使政府扁平化，这已经有了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乡财县管，乡镇这一级总体来说不是实体层级，是县级预算下管的预算单位；另外一个是省直管县的改革，可以使未来市和县落在一个平台上，这样中央、省、市县三级，设三级的税基，有三级的预算，三级的资产管理。在扁平化旁边再配上大部制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系统工程的改革。这样更有助于推进规范化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问：刚才要素市场提到货币、资本这块，其他的要素市场您有没有感触比较深的，比如土地或者数据、技术这方面的要素？

 

贾康：刚才已经说了劳动力和资金，咱们再讨论一下土地。土地会有一个地皮“自然垄断”的特点，它是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之内搬不走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需要在统一大市场里流转的，这个早就明确了，必须跟市场机制接轨，才能解决好土地资源怎么样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得到合理运用和发挥它应有潜力的问题。在中国就有很现实的一个大问题：整个土地资源配置上必须处理为托底的基本农田保障这方面，有一个“18亿亩红线”，18亿只是一个概括的数字代表，到底是18.5还是18.2，那是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粮食安全，必须有这么一个托底的基本农田保障制度，跟着就派生了一个“占补平衡”的制度需要，就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乡结合部往外推要占地皮，还要建新区，还要有新的中小城镇的出现，还要有大的城市群的进一步扩容，于是“占”的这些地，大都是熟田好田，“补”从哪儿补？要从远离城乡结合部的那些地方打主意。小田变大田，田埂就出来了，宅基地整合以后，一部分复垦，新的田地又出来了。做这样的一个建设，那就应在全国有一种呼应，看起来地皮是自然垄断搬不走的，但是占补平衡应该在全国来平衡，你不能光在一个县一个市平衡，一个县一个市占补平衡里的潜力是有限的，全国的潜力那是要大了多少倍的。

 

问：怎么在全国补呢？我看原来有上海做城市群的时候他们会去青海买地。

 

贾康：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重庆早已经有占补平衡这方面明确的改革试点，它的试点特色叫做“地票”制度，对接市场（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说），我们非常认可这个初步经验，但很遗憾，这么多年来就是不能明确地得到推广，这是一个我们觉得需要赶快考虑的问题。这个土地制度的改革，重庆经验它的内在逻辑非常好，管理上也有它的总结，比如补的这个地是生田，那么产出当量就不能跟熟田划一，要有相关的这样一个评价，分五个等级，量化打折来对接占补平衡，这都是很细致的管理经验了。

 

这些事情上一定要解放思想。农口似乎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一种求稳、犹豫倾向为主的特征，成都曾经明确地说要跟进重庆的地票制度试点，后来被叫停。我们了解到其他一些地方，是偷偷摸摸在学。从全国来说，无壁垒的全国范围占补平衡是最合理的。这是土地制度为例。

 

另外还有一个社保制度，我可再举个例子：现在终于有突破了，今年已明确，基本养老的缴费进入蓄水池以后，现在是全国打通，实行全国统筹，这有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这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问：数据方面呢？

 

贾康：数据也是，数据应该说，朱镕基同志在主持经济工作的时候，就下决心启动金字号信息工程，十几个政府金字号工程，现在看起来应该是积极地像台州那样，跟非政府方面也可以对接，经过授权以后，企业也可以享受这种数据支持，这就是跟整个统一大市场建设结合、提高我们的信息支持水平的一个大方向。台州那儿已经把政府的信息系统规范化地让全社会都可以得到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使数据要素可得化的方向。

 

另外，有些其实企业开发的数据库，理清了一些关系以后，能不能也对接进来？这才是优势互补，政府的数据信息体系跟企业开发的信息体系，在理清很多的权责利以后，接合而成一个支持整个统一大市场发展建设的现代化信息支持力量。

 

问：下一个问题，结合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您认为全国推一大市场应该如何布局，各区域应该如何定位，在统一大市场过程中会面临哪些机遇或挑战，您可以举例子来说就可以。

 

贾康：指导全国的这个文件发出来了以后，中央肯定要有一个对其贯彻的统筹协调，有关的管理部门应该在这方面尽责，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定制化解决方案。怎么参与统一大市场建设，各个地方行政区，地理边界肯定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是相互之间的呼应协调，那就很值得进一步的优化。像成都和重庆，过去一段时间感觉竞争的意味比较浓，现在叫成渝城市群经济圈，这里面更多要讲的就是合作了，有竞争的同时更多的是合作，那么这也是建设统一大市场里的升级。上海过去跟江苏、跟浙江的关系，有时听起来有点儿磕磕碰碰，包括机场，新建机场建在哪儿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与算计，但现在大家越来越想明白了，整个共存共荣共赢应该是大方向，各个区域之间，各个行政区之间，应该更好在这方面形成相互协调、各自发挥比较优势、但又能够融合到全国统一发展战略里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问：机遇和挑战方面呢？您觉得挑战是什么？

 

贾康：我感觉最主要的挑战，还是敢不敢啃改革的硬骨头，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机遇还是有的，虽然有这么多的不愉快，有这么多看起来影响预期的种种问题，但中国的成长性是底子，在坚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方面，如果更好地落到抓住发展硬道理这方面的“干实事，敢担当，有作为”的推进过程中间，我们从中长期来看，应该还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里能够表现得最好的经济体。我们自己的成长性跟已经被现实证明使现代化之路有望越走越宽的党的基本路线合在一起，关键就是怎么样在改革深水区里攻坚克难了。

 

问：最难的难是什么？

 

贾康：还是既得利益阻碍，几乎无处不在了。现在你要说哪个事情是帕累托改进，基本找不着了，总是磕磕碰碰的，总是要面对一些下决心啃硬骨头的事儿。

 

问：还有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其实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域利益的协调问题，您是作一个什么样的分析？在产业链、供应链这个角度。

 

贾康：讲产业链、供应链其实就应是一个国际的概念了，它绝对不能理解为可以按条块分割和仅限国内的思维去认识。中国已经在融入全球化，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里现在的位置已是有世界工厂的说法，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然而产业链、供应链这里面我们的弱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水平还不行。虽称为世界工厂，但在科技创新能力、制造业的竞争力这方面，我们只是中等，我们比上明显不足，但比下已经有余。所以，靠着我们中等地位，现在我们仍然有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主要是大路货的市场份额。最高端的芯片，现在还被人家卡脖子呢，但是在大路货这方面，美国人拼不过我们，越南等等想挤我们，也一时还不能把我们全挤掉，关键就是剩下这个时间窗口，有专家认为也就是5-8年，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能不能在全球大市场里从微笑曲线的中间这个位置，把自己更多地推到左右的高端上去，就是中国制造要成为中国创造，要有品牌，品牌越来越多的话，左边的高端的创意成功收益，中国人可以拿到了，竞争力就可以提升了，这叫升级发展；另外对应着右边的市场营销、售后服务和整个市场份额的扩展，可以乘势来推进，实际上在某些具体的场景里要形成什么呢？中国要越来越多地在全球供应链里发展跨国公司型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它还可带动着所有的上游、下游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一起来抓住全球化的机遇。

 

我可以举个例子，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已表现出这个进步了：我们过去在燃油汽车方面是学外国的，引进外资的广州厂家出的广本口碑非常好，但那是我们干的中间的活儿，左右高端都在日本人手里；后来广州这个汽车厂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有了它自己的系列产品，后来有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广汽传褀，在中国汽车市场销量下滑的过程中，却每年可以卖出几十万辆，这就是它的亮点了。总体来说就是它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又有了市场份额的提升，它的位置就在这个案例里是托到了左边的品牌营销，右边的市场扩展、售后服务，两边的高收益就都抓在手里了。如果这个势头能保证，它可以把自己的厂子挪到越南去，这样它的综合成本可以更好地得到控制，但是高收益仍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仍然是收益的高水平，这叫升级发展。

 

问：我看这两天朋友圈很多信息，大家都在担忧很多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都跑到越南和印度建厂了。但是我们从贸易的维度看，贸易肯定是选择在全球成本最优的模式做布局，您怎么看这趋势？

 

贾康：这是必然的，就是所谓腾笼换鸟，无论是内资，外资，这都得考虑。

 

这跟改革开放初期人家跑到中国来做投资是一个道理，你这边有劳动力和土地等等成本低廉的相对优势，到你这儿来建厂，但是微笑曲线上人家牢牢抓着左右的高端。

 

问：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自己本土企业要赶紧转型，赶紧做成一些两边高端的布局，是不是？

 

贾康：对的。

 

问：下面的一个问题，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个文件精神落地会带来的重大利好会是什么？包括对传统的实体企业，包括大家现在做硬创新，专精特新的企业来说，发展机遇分别会是什么样子的？

 

贾康：从企业来说，特别是实体经济，面对的市场环境如果能得到优化改进的话，当然对它来说就是一个长期利好，这个关系还是很简单的。当然，作为重点的实体经济这方面，它在统一大市场里的发展，除了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产权保护等等之外，如果处理得好，还有一个就是政府在加力、在符合统一大市场建设规则的同时，以产业引导基金，政策性融资等等方面再给它支持。首要的还是制造业能够更好地得到一个我们前面强调过多次的市场环境的优化改进。

 

问：对企业来说就是营商环境的优化。

 

贾康：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是强调过多轮的事情。

 

问：对创新竞争的价值，其实是不是也体现在这个维度上？

 

贾康：是的。因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就是要落在企业能够更加心无旁鹜、有长期行为特征地来创业创新。在创业创新里，企业是要自担风险的，这个试错的风险它愿意去承担，这具体是企业家的决策。所以，还得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家阶层更好地在中国发挥他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问：我听到一种说法，说现在很多企业家在躺平，包括很多投资。

 

贾康：可以理解。有种种的不安，种种的顾虑。中央说的“预期转弱”是指什么呢？首先就是企业家的预期不好。

 

问：怎么才能重建这种预期呢？

 

贾康：是综合的系统工程，整体上改善预期，必须给市场主体、企业界人士以盼头，在市场环境的建设、深化改革方面，如你有实质性的推进，人家自然信心就在恢复了。如果光说不做，那就不行，现在这些年，企业家们很多的反应就是我不能光听你们说什么，我还得看。

 

问：对，确实是这样。我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要做，在制度规则方面要做什么，在政策方面要推，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壁垒，有哪些政策组合拳？

 

贾康：涉及两个层次，一个是法治化建设一定要积极推进，要有它的体系，要有对法必须上升到良法的努力--不能光看有个条文就行，有法可依，还要有良法可依，这是最基本的。比如说我认为产权保护入宪是重大的进步，但表述还没到位，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二字带有宣传意味了；合法的私有产权“不受侵犯”，这个说法就没有那个力度了，要追问受了侵犯怎么办？我认为应该同样是“不可侵犯”，只要是规范的合法的产权，都不可侵犯，至于神圣不神圣那是一个宣传用语，关键就是不可侵犯，侵犯了以后必须追责，这就到位了。所以，要有良法可依，这个事情还是要有一个动态的优化的过程。政策层面，那当然就要有一个决策机制的合理化，政策是相对有弹性的，要在大的框架之下使政策更好地能够适应各个行业，各个区域，各个阶段上一些情况的变化；这个决策体制的优化除了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之外，还真得加上民主化的因素，要更多的调动公众参与机制。

 

问：最后问一下，您前面提到要展开各种各样的调研，但我不太清楚现在哪些部门可以来做这种事，或者增加这种民主化的因素呢？

 

贾康：各个部门都有必要。中央非常重视不断派出各种调研组去摸一些重点问题，各个部委其实也是这样，中国特色下，部委还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政研室、研究院、研究所，必须承担这种为政策优化来做调研的工作。另外，它应该有渠道，就是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建议，有网上征求意见的电话、网站，这些都不能当聋子的耳朵--摆设，应该实际发挥作用。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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