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此次提出的《意见》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不断深化的结果。市场从隶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物物交换场所，发展到近代初具规模的集市网，成为商品经济的核心要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经历了长期探索，但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发现市场作用的发挥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比如空间规模、交易方式、竞争制度等，培育和发展市场制度成为重要内容，即为了不断提升和完善市场功能，必须从制度安排走向安排制度。

 

其次是政策实践的必然，体现了我们对市场经济实践不断完善的结果。《意见》提出“统一大市场”的概念，重点聚焦在丰富市场内涵、优化市场服务、提高市场支撑等方面，力图通过打造统一、高效、优质的市场体系，把扩大内需、循环畅通、提档升级等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未来目标。这些目标的提出不仅是市场实践的需要，也是市场发展的前提。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和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的市场体系已经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市场本身的问题已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阻碍。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打通梗阻、畅通循环，破除壁垒和保护主义，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再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说明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理论不断丰富的结果。过去我们谈市场经济，更多局限在价格、供求、均衡等一般性理论的范畴，甚至带有许多理想化色彩。“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是把市场本身当做一种资源来建设，拓宽了我们对市场经济内涵的理解，这在过去是未曾认识到的。长期以来，我们总把市场认为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东西，实际上市场本身也需要建设、需要调节、需要深化和不断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质量引领，需要一个更高水准的市场条件来保障，这就涉及“破和立”的问题。可以说，《意见》的发布是市场认识不断升华和辩证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