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必须相互协调，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成今年发展目标任务，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第一，在七大政策之间，在具体措施上要相互协调相互衔接，避免形成政策合成谬误，并且要有利于社会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尤其是在稳增长保主体的政策取向上必须同向发力，避免出现反方向的政策叠加效应。在政策目标上必须协调，不能孤立强调单一政策目标，在政策目标的实现进度上必须相互联系，且要有弹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度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2022年把GDP单位能耗目标由年度目标调整为“十四五”统筹，就是弹性的具体体现。第二，需要科学清晰地把握七大政策之间的内在逻辑，就宏观经济治理和调控而言，最为基本和紧要的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国民经济运行处于合理的区间，实现政策增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是就业目标、物价目标实现的基础和前提，我国2022年宏观经济大盘是在稳定经济增长（实现5.5%左右的增长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六稳”，进而切实落实“六保”。第三，要实现稳增长，在采取有效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应重点关注稳定市场主体，为企业减负纾困，提高市场主体活力。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经济增长目标还是就业目标或通胀目标都是通过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活动及行为调整实现的，若市场主体缺乏活力，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实现，财政、货币政策需要围绕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竞争力展开，只有稳住市场主体才可能稳住就业，才可能使经济增长具备微观基础。特别地，中小微企业既是稳市场主体的重点，又是难点所在，因此更应对其加大支持力度和有效性。我国现阶段1.5亿市场主体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其中1亿多家个体工商户，承担3亿多就业，中小微企业承担4亿多就业，合计承担7亿多就业。正如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总结的，基于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

 

其次，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推进供求均衡，形成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调控的有机统一。我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三重压力，重点在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预期转弱。因而宏观经济治理需要同时应对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影响，应对需求收缩冲击，在稳外贸的同时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就扩大内需、恢复升级消费需求而言，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消费需求受到严重影响，在消费需求的恢复远未达到正常水平的条件下，边际消费需求增长放缓，2021年和2022年两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仅为3.9%（剔除基数效应）。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08万亿元，网上零售额达到13.09万亿元。

 

由此可见，一方面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14亿人口和持续的居民实际收入与GDP基本同步增长形成大规模的有效消费市场需求基础，要充分利用我国消费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多措并举提升消费能力和信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调节和三次分配，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切实分好蛋糕，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并稳定消费预期，更好地发挥分配在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完善分配推进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动能提升，尤其是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扩大投资需求方面，第一，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纲要中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政策发力适当靠前，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较上年进一步增加，将达到640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2021年超过54万亿元基础上进一步增大。第二，要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破解投资体制性难题，切实推进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等方面在投资体制上的改善和完善，在有力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处理好投资效率和均衡的关系，切实把投资拉动的作用有效发挥出来。第三，要深化要素市场化进程，为扩大有效投资创造良好的要素条件，尤其是在满足投资需求的用地、用能指标以及地方配套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对国家重大项目实行能耗单列，使有效投资需求能够切实实现，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扩张。

 

就应对供给冲击而言，一方面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企业活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创造力；提升产业链水平，改善产业组织优化产业结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堵点。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完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以更好满足需求，同时引领并创造新的需求。在消费领域，应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发展服务消费，拓展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提升消费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适应老龄化趋势开发新的适老化技术和消费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改善消费环境，适应绿色低碳和智慧数字时代变化，推进新型消费发展和服务升级，等等。在投资领域，应精准有效超前推进交通、水利、物流、能源、新型基础设施、民生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进一步支持企业扩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补齐农业农村、水利、市政工程、防灾减灾、应急保障等领域短板，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水平，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等等。

 

最后，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与逆周期相互配合，淡化经济周期波动性。这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实践创造的一条重要经验。所谓逆周期就是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和失衡程度，相应采取与失衡方向相反以克服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8年20年时间里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总方向是需求膨胀，因而长期紧缩；1998—200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先后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底退出全面反危机政策之后，重新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根据失衡的强度不断调整政策力度，总体是扩张性的。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冲击，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应对冲击，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相应的扩张强度，稳定经济增长，我国之所以在长时期里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且波动性不大，重要原因在于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作用。所谓跨周期调节就是充分考虑现阶段调节的政策效应对未来阶段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有效调控即期宏观经济失衡的同时，为今后预留必要的政策空间，至少尽可能降低未来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需要消化的现期政策成本，最好当期的宏观政策不仅能在本期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而且能形成跨周期的政策效应。我们总结了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教训，在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时没有采取超大规模超强力的刺激经济的政策，2021年经济实际增长8.1%。但是，宏观政策增长目标是按6%安排的，根据这一增长目标的要求，财政赤字率没有进一步增加，虽然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欧盟的标准是3%），但从上年的3.6%减至3.2%，国债规模也略有减少（减少了1000亿元）；M2余额增长控制在一位数（9%），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没有大幅下调（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3.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由于种种原因（主动的及被动的），相当大的部分（3/4左右）是在2021年第三季度之后投出，客观上会形成对2022年及以后更长时间的拉动作用。因而，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没有出现过高的通胀压力（7%—8%）。2021年我国CPI仅为0.9%，虽然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国际经济因素影响，2022年我国通胀率可能会表现出前低后高态势，但全年控制在3%左右的政策目标还是可能实现的。与自身以往的逆周期政策相比，我国没有采取大规模强刺激，而是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强调政策的精准有效，因而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重复投资以及新一轮的低水平产能过剩。这些举措为2022年和今后的经济增长预留了政策空间，使得我们有更为丰富的政策工具，可以加大稳增长、保就业的力度，为实现今年宏观经济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而2022年按5.5%经济目标安排，除考虑本年度当期经济增长目标、就业目标、物价目标等宏观经济运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外，也考虑到为2023年乃至更为长远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预留政策空间，以切实在宏观经济治理上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度效，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原标题：刘伟：稳定经济增长 完善宏观治理——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宏观调控政策分析）（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文刊发于《经济科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