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增长目标而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5.5%）高于国际社会和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对我国明年经济的预测，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但这是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历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低目标。从全年的增长态势看，2022年与2021年相比会有显著不同。2021年季度变动是先高后低，从第一季度的18%以上逐季下降，到第三季度降至4.9%，第四季度则进一步降至4%。2022年预计总的态势是先低后高，如果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能够达到4%以上，上半年就可能达到5%以上，下半年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全年达到5.5%左右。一系列跨周期调节的举措，特别是在2021年下半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的政策措施会在2022年真正显现并逐渐释放。

 

但近期以来，国内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多重不稳定因素相互叠加，导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是新冠病毒变种持续蔓延，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态势，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深圳、上海、吉林等地经济运行遭到严重冲击。二是俄乌局部战争爆发，国际市场恐慌蔓延，避险情绪升温，金融市场出现大幅震荡，石油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联合国贸发会议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6%下调至2.6%。同时，欧美国家通胀创历史新高，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出现严重分化。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叠加，使我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在疫情蔓延和俄乌冲突因素叠加下，“三重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在局部冲击下甚至会引发“循环叠加”效应，导致下游实体经济不振、就业形势严峻，诱使局部风险外溢，需保持高度警惕。就业压力明显加大，总量和结构上都可能突破目标底线；企业的运行状态和居民收支状况恶化，市场脆弱性进一步上扬。受疫情反复和国际形势变化影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居民生活保障和企业市场需求复苏面临新的挑战。收入不足、转型乏力、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形势不稳定是当前各项需求不足原因，应该利用更加积极的宏观管理政策，着力稳定和提高居民收入，改善企业投资动力，降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

 

这一增长速度属于中高速。第一，这一增长速度符合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均衡的要求，特别是就业指标的要求。就业人口1100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需要经济增长5.5%左右，与3%左右的CPI控制目标大体适应，或者说若无特别的影响因素出现，一般情况下5.5%的增长率不会推动CPI涨幅超过3%。第二，这一增长速度与近两年我国的平均增速接近。现实依据表明，我国2021年经济增长8.1%，2020年增长2.3%，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2%。第三，这一增长速度与我国“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及相联系的2035年发展目标要求相衔接。2035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GDP总量要在15年内（2021—2035年）按可比价格计翻一番，为实现这一目标年均增长率应在4.8%以上，在“十四五”期间平均年增长率应在5.5%以上（在“十五五”期间应在5%以上，“十六五”期间则须平均在4.5%以上）。

 

这一速度，作为中高速度是较为积极的，“体现了主动作为”，但实现起来面临极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第一，疫情发展和防控在全球范围内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国内疫情防控态势也极为复杂，对2022年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严重的风险挑战。第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不断演变，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全球经济仍在深度衰退中，同时又有新的矛盾变化，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修复的差异日益拉大，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性愈加凸显。前期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和疫情冲击的叠加，超强的刺激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开始显现，特别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释放，初级产品和大宗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扬，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强力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经过一定的时滞后已形成对物价的强劲推动（美国CPI已达7%—8%），有可能形成高通胀低增长甚至负增长高通胀的格局，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从PPI上涨逐渐传导到CPI上涨，年初较低的通胀率逐渐攀升，形成2022年先低后高的通胀轨迹。第三，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冲突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深刻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究竟程度有多大还难以预料。从目前对能源（石油、天然气）价格的影响看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经济也将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高依存度，由此产生的风险更需高度重视。第四，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现阶段的基数效应以及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都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新挑战。在2021年GDP总量超过114万亿元的新规模基础上实现再增长，速度自然面临减缓的趋势。在2021年面临一系列挑战条件下实现GDP增长8.1%的基础上，再实现较高速度增长需要有更强劲的新动能，而动能转换本身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原标题：刘伟：稳定经济增长 完善宏观治理——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宏观调控政策分析）（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文刊发于《经济科学》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