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未来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难点
2022-04-13 09:48:34
第一个难点是居民收入结构的不合理。为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要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很难呢？原因很多，如前所述，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实质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占比只有43%（注：这是抽样统计结论，存在低估可能，但消费主体——即中低收入组的低估幅度不大），而全球平均水平约60%，其中美国超过80%。
如果我们从税收角度去看，就更容易发现，我国的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关联度很高，与居民部门的关联度较低。即与企业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要占到税收总收入的65%左右，与居民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大约15%左右，如个税占比只有7%。换言之，政府部门对企业的依赖度较高，这也是投资和出口拉动作为增长模式的结果。但居民部门的收入结构问题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因为个税占比过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这三大基本税种，即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偏弱。
反观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结构中，2020年个税占比达到47%，而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6.2%。因此，美国财政向美国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给失业人员发放巨额失业救济金，可谓取之于中高收入者，发放给全体居民(杠杆率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也要通过税收偿还)。从而让居民部门在疫情爆发时仍然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和投资意愿。
从税收结构就可以解释，为何我国的减税降费主要是针对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的减税或补贴（如发放消费券等）的案例很少。货币总量的持续扩张（如M2长期高增长），其结果一般都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高收入者受益，而中低收入者的相对收入减少。而统计数据表明，从2020年开始的持续三年疫情，使得居民部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原因是中低收入者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人际接触率较高，容易受疫情影响而被动歇业。
因此，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首先需要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对高收入者实行有效征税来提高个税的比重（我国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存在明显低估），通过第三次分配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但是，这些人们都明白的大道理，说易行难，由此成为经济转型的难点。
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二个难点是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来得太快，原先比较一致的预测是估计到2028年中国才出现总人口数量的减少，如今估计今年就会出现总人口减少了。
不少学者经常强调，中国即便没有了人口红利，还有工程师红利。那么，假设有工程师红利，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经济增速的恢复上行，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上行，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提升，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高？总之，有没有工程师红利，需要提供一个量化的指数来说明，而不是只提出一个笼统的概念或逻辑线索。
如果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变化来判断中国是否有工程师红利，那么，结果可能令人失望。以下是我前些年做的分析：劳动生产率通常以单位劳动时间产出衡量，由于中国无劳动时间数据，以就业人数及GDP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之增长率，从1995年到2015年，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则超过了8%，可见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中国在2007年之后，劳动生产率就呈现增速下行的趋势。
事实上，我国的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下降，研究发现，2012年以来，“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急剧回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资本服务贡献。劳动力素质的贡献水平应有所提升而非明显回落。由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行应该是主因。
尽管今年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但按照历年出生的人口数量推算，大学生毕业数量的峰值应该在明年就会出现，20年以后，则毕业生数量估计不足现在的半数。所以，今后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都将面临过剩局面。
中国与美国相比，缺少外来移民，留学生数量也比较少，所以，如果说有工程师红利，则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每年能够吸引全球超过100万的优秀年轻人到美国留学。因此，美国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故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并不大，未来更具有人力资源的竞争力。
另一个反面例子则是日本，由于日本人多地少，也同样没有采取积极鼓励移民的政策，如今为时已晚。日本的创新动力与30年前相比明显不足，也就是说，越年轻越具有创新动力。而日本的“工匠精神”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大学生与日本相比，把金融作为职业首选的比例明显高，即便是工科类学生也有不少从事金融行业。中国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8%左右，而日本只有5%，可见中国的大学生绝对数量虽然多，但真正愿意成为“工匠”的还是不多。中国人对金融的偏好，例如A股市场的换手率大大高于日本股市，既有传统的文化风俗原因，又有现实收入报酬因素。
因此，中国的制造业要迈向高端，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要提升，都需要有工匠精神，但这需要营造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需要在户籍制度上、移民政策上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改革。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预期转弱”的压力，因此，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需要做超预期的安排，才能让预期转强。
总之，转型要成功如同脱胎换骨，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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