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时代新征程最大限度释放女性人才红利、为社会提供有效人力资本出发，在“十四五”重要窗口期，亟待从顶层设计、监测评估、开发培养、环境营造、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构建公平保障机制，促进高学历女性人才自我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开创我国女性人才辈出的新局面。

 

 

新时代我国高学历女性人才规模持续扩大，素质显著提升。她们不仅是经济社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更是家庭中的重要角色，并承担着孕育下一代的重任。独生子女及海外留学背景使她们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精神和广阔的视野，现代与传统共同建构着她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大城市化、高知低婚低育、职业结构失衡等多种趋势叠加，也使该群体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新倾向。

 

（一）新时代高学历女性人才资源前所未有地发展

 

1999年高校扩招前，我国在校女大学生只占20%，2009年首次超过男生，2010年在校女研究生规模超过男生，2014年赴海外留学和回国就业女性数量首次超过男性。2019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女大学生1567.9万人，占比达51.7%；女研究生127.3万人，占比达52.2%，且在各学历层次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这反映出受高校扩招和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家庭越来越重视对女性的教育投资。

 

（二）职业选择呈现出学历越高行业分布越集中的趋势

 

从就业分布看，我国高学历女性人才主要集中在三大行业：教育（29%）；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4%）；卫生和社会工作（11%）。相较于本科学历女性，研究生学历女性的行业集中效应更为突出，近四成选择教育行业，比本科女性高出9个百分点。

 

（三）高学历女性偏好向大城市流动，高知低婚低育趋势明显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男多女少”，但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15座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已逆转为“女多男少”，其中高学历女性偏好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流动是推动这些地区出现性别比例逆转的重要原因。

 

2019年我国就业女性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10.4%，但北京、上海、天津就业女性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与全国平均相比分别多出24.3%、18.4%和15.6%，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研究生女性群体也具有同一趋势。这反映出教育显著增强了女性的职业发展能力，推动女性在大城市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也使她们有机会获得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大城市“女多男少”与高流动、高竞争性的环境也导致高学历女性人才婚配难度增加，婚育意愿下降，“高知低婚低育”现象日益突出。高学历女性未婚人口占比持续扩大，2015年我国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女性中，未婚者占比远超过大专以下教育程度女性。以大学本科女性为例，未婚者占比53.2%，比全国未婚女性人口占女性总人口比例16.4%，高出了36.8个百分点。同时，呈现出女性教育水平越高，生育年龄越晚，多孩比例越少的总体趋势。大专及以上学历育龄女性2010年平均生育年龄已推迟至30岁以上，并呈现不断走高趋势，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0以下，2015年生育子女平均仅0.84个，一孩生育率明显偏低，现阶段“高知低婚低育”现象日趋严重值得重视。

 

 

高学历女性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面对这一群体的迅速扩容，社会各方面的准备仍然不足，高学历女性人才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她们也普遍面临着就业难、发展难、事业家庭平衡难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与获得成功。

 

（一）职业性别隔离：高学历女性就业集中但发展空间有限

 

受“理工男、文科女”传统观念影响，女性在进行专业选择时难以跨越性别界限，这也是导致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在专业选择时，女生选择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等较多；而在工学、农学、医学、理学等对逻辑推理、数学能力、实验观察要求较高的学科中女性占比明显偏低。

 

专业选择的性别界限导致了职业性别隔离。当前我国高学历女性人才职业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突出，主要集中在教育、公管、卫生三类行业，占比高达54%，但在STEM领域的参与度仍然较低。同时，女研究生中近四成选择从事教育行业，但职业发展空间却十分有限，不利于人才资源的价值实现与合理配置。

 

（二）高学历低就业：劳动参与率下滑且同工不同酬问题较为突出

 

当前虽然在高等教育机会上实现了性别公平，但对女性的就业歧视问题依然存在，市场主体偏好将女性生育视为“净的负资产”，年轻未育成为高学历女性就业道路上的隐性阻碍。数据显示，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上升，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在不断下滑，从1990年的73.24%降至2019年的60.57%，下降速度和男性相比更快。

 

与此同时，1990至2010年期间我国两性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90年城市女性劳动收入占男性的77.5%，但到2010年，该比例已降至67.3%，降幅超过10%，说明同工不同酬现象依然存在，这也反映出女性面临着教育投资与事业回报不匹配的现实困境。

 

（三）晋升成功难：事业发展有“天花板”，成就动力不足

 

从高层次人才队伍发展看，女性在参政议政、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与男性差距仍然较大。女性在全国事业单位领导中仅占两成，在国家级人才计划中仅占10%，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占比仅为6%和5.3%。这反映出女性参政晋升渠道有待改善。同时，由于制度设计层面对女性的倾斜不够，女性人才对事业成功信心下滑的问题值得重视。201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对中国2505位女性企业家的调查发现，“事业”对于60后、70后和80后女企业家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这不利于女性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

 

（四）家庭事业平衡难：多重身份对应多重负担，家庭事业“双面焦”

 

尽管高学历使女性职业生涯有了高起点，但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与公共服务不足使她们陷入家庭与事业的两难抉择。数据显示，男女就业工作时间差异不大，均为每天7-8小时，但女性每天比男性多2.3小时用于家庭劳动，其中用于照管孩子的时间占85%。同时，与不足初中学历的母亲相比，高学历母亲用于子女照料的时间多出1倍，教育辅导时间多出3.3倍，高学历女性就业工作时间长、子女教育时间长、休闲社交时间少，面临“蜡烛两头烧”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由于她们为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在向大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其脱嵌传统亲属关系网络趋势扩大，因此她们不仅需要独立承担家庭事务的重任，也免不了对逐渐老去的“空巢”父母的担忧。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挑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妇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要求，在“十四五”重要窗口期，亟待从顶层设计、监测评估、开发培养、环境营造、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构建公平保障机制，多管齐下促进高学历女性人才可持续发展，开创我国女性人才辈出的新局面。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政府重视程度。面对高学历女性人才资源迅速扩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普遍关心和重视她们的成长与全面发展，将女性人才工作纳入总体部署和规划，在政策法规制定中充分保障她们在参与决策和管理、就业创业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建立和完善女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促进她们全面平等参与发展决策。

 

第二，加强对高学历女性人才的调查研究和分级分类监测评估。针对现阶段高学历女性人才结构不合理、成长成才路径有待完善等突出问题，加强对高学历女性人才的调查研究，建立动态化的监测追踪考察机制，健全分性别统计的国家人才发展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及时全面准确掌握高学历女性的成长动态与诉求。加强对各级各类机构在录用、培训、待遇、晋升等方面性别平等评估体系的研究，推动将女性发展质量纳入人才考核评价体系。

 

第三，建立各级各类女性人才发展公平保障机制。近年来一系列支持女性人才，特别是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了巨大成效。新时代还应关注教育、卫生、文化及商业等女性从业人员较为集中的行业和领域，出台综合性的专项政策，支持男女两性平等发展，不断提高重要领导岗位女性占比，激发广大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拓宽女性成才空间和渠道。同时，进一步完善女性人才培养选拔及储备机制，促进她们平等参与政治建设和社会事务，不断提高女性参政议政水平及影响力。

 

第四，加大对高学历女性人才的培养开发力度。制定与国家社会治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女性人才培养开发计划。各级党校和高等院校应增设女性领导力培训，开设女性课程，在组织干部培训时，应保持女性占有一定比例。支持和鼓励社会培训咨询机构开设与女性领导力、职业发展、技术创新、事业与生活平衡发展等相关的课程培训，促进女性人才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研究适当缩短基础教育阶段学制，避免浪费不必要学习时间，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为社会增加有效人才供给。

 

第五，营造适合高学历女性人才成长的社会友好氛围。女性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面对迅速崛起的多元化、国际化新生代高学历女性群体，社会需要向更加包容、平等、多元、开放的轨道推进。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打破有碍于高学历女性人才成长和发展的陈规旧俗，倡导建立相互尊重的和谐两性关系，营造适合高学历女性创新发展、实现理想抱负的社会环境。

 

第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支持高学历女性人才投入创新创业实践。我国互联网科技企业、数字经济以及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领域吸纳了大量的女性就业，为高学历女性创造了新的职业发展空间，这有利于女性经济地位提升和平等参与各项决策。为进一步激发高学历女性创新创业，政府须不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女企业家营造更好发展空间，促进女性平等就业和晋升，确保男女同工同酬。推动构建反性骚扰等健康职场保障体系，更好发挥女性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女企业家自身要加强学习，注重提高创新能力、战略决策与科学管理能力，有条件的要勇敢突破“小而美”的格局，争取把企业做大做强。

 

第七，帮助高学历女性人才实现生活事业平衡发展，提供相关优质社会服务。女性是孕育和教育下一代的主体，在家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纵观历史，不少杰出人才都感恩培养他们的母亲。在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要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基因，同时要融入现代文明理念，共建共享新型家庭文化。全面改进婚育支持体系，鼓励发展婚姻产业、园区和婚介服务机构，加快制定生活性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发展战略规划和行业标准，推进家庭服务规范化、信息化、连锁化、社区化发展，为高学历女性人才提供优质社会化服务，减轻其生活压力与负担，为实现“双赢”创造条件，更好实现高学历女性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李兰 顾天安 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