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在这样的历史性阶段，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的总基调，指出2022年中国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清醒地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找出经济运行中的难点，积极、前瞻和务实地谋划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对于严峻国际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日前，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接受《金融时报》专访，对未来全年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金融时报》记者：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请您对过去一年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进行简要回顾。

 

　　孙立坚：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内结构性矛盾增多以及疫情多点散发的形势下，我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1年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114万亿元，同比增长8.1%，一至四季度同比分别增长18.3%、7.9%、4.9%、4.0%。按两年平均计算，分别增长4.9%、5.5%、4.9%、5.2%。在全球疫情冲击下，我国依然能保持这样的增速非常不易。尽管经济增速逐季放缓，但四季度两年平均增长率比三季度还要高，反映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一是出口表现强劲，具有综合竞争优势。据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4%。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月度增速屡超预期。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尽管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进出口依然展现了强劲的韧性。一方面，在疫情反复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成为全球生产供应的重要基地，在一些经济体无法生产和供应时起到替代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又具备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灵活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国际市场和消费者需求。

 

　　二是消费稳步回升，消费信心有待加强。2021年，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消费市场逐步回暖，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4万亿元，同比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3.9%。一方面，消费是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疫情下新型消费需求持续释放。2021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2.0%，两年平均增长13.4%，是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3.4倍，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4%，日均3亿件成为常态。未来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潜能，应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不断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等方面发力。

 

　　三是投资保持恢复态势，需扩大有效投资。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超54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3.9%。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4.4%，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0.4%，制造业投资则增长13.5%。由于近两年国家对于制造业方面非常重视，所以制造业投资持续改善。另外，高技术产业投资态势良好，增长17.1%，快于全部投资12.2个百分点。从稳投资角度来讲，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正在发力，去年下半年以来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节奏，有利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以扩大有效投资为前提，将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新一年的发展走势，您有何判断？

 

　　孙立坚：在2008年之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1998年至200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服务贸易出口和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0.9%、10.8%和11.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此后，跨境贸易和投资明显减速。尤其是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朝着去全球化方向转变。在此前提下，进入2022年以来，尽管从增长数字看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都明显复苏，但面对疫情、通胀、金融风险等重重挑战，经济恢复进度有快有慢，大量刺激政策下的反弹动力能否在新的一年延续仍存不确定性。另外，美国等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外溢效应，也成为全球复苏路上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作为世界经济风向标的美国靠量化宽松（QE）政策和拜登的财政刺激计划形成合力，增加了美国经济的市场活力，但其市场活力还是来自2008年之前东西海岸的三个业态，即金融业态、高科技的硅谷业态以及好莱坞的传媒消费业态。居民消费能力建立在不断膨胀的股价（财富性收入）上，而产业空心化在资源向东西海岸的倾斜中也愈发严重。消费品供给依赖进口，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强化政策，导致美国面对通胀压力的挑战。当前美国经济各项指标看上去恢复得还不错，但其经济复苏主要是依靠金融市场财富性收入增长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使企业业绩呈现明显好转的迹象，经济基本面恢复又进一步提升了金融市场估值，进而大众“资本利得”增加，形成所谓“良性循环”的结构。一旦货币政策收紧，股市大跌、消费能力萎缩、企业业绩下滑、金融市场受挫，从良性循环进入到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在2022年依然是较高的。

 

　　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奉行依靠货币宽松、财政让利（减税或补贴）的手段营造金融市场繁荣，提升投资和消费意愿，期望借此带来经济复苏。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效果有限，甚至还会引发资产的泡沫化和实业投资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等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一点可以从同样效仿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日本和欧盟的经济表现中看出来。问题的本质是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该国家庭部门的偏好都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即使美国当前出现了经济复苏甚至是过热（高通胀率、股票高估值）的表现，依然不能解决该国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以及有形资产部门的空心化带来的结构失衡、阶层利益冲突的深层次问题。在美联储加息的大背景下，即便美国金融市场不会出现大跌的危机状态，也会改变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世界资金流动、投资和消费意愿，美国要想利用这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去改变产业空心化这类结构失衡的问题（如公共设施的投资、社会保障的机会增加、公平交易环境的改善以及环保要求的新旧动能切换等）也会变得愈发困难。而且，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和重塑随着QE政策的退出也会受到影响。

 

 

　　《金融时报》记者：在这一外部环境下，我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挑战？

 

　　孙立坚：2022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虽然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但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曾遭遇过较大的供给冲击，对处在产业下游的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端的消费能力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当时并没有出现供给冲击和需求收缩共存的现象，而且当年资源配置的渠道和效率都不如现在。目前供给冲击带来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两头在外”的增长模式（加工贸易中，进口的原料来自境外，成品复出口至境外）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优化，从而造成短板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和成就尚不匹配。

 

　　2021年持续地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成绩显著，使得整体债务出现了减少，宏观杠杆率出现了全面下降。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不愿意扩大生产，居民不愿意消费，更不愿意借贷消费的倾向。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环境的优化去激发居民潜在的消费能力。否则，没有收入分配优化作为前提，没有构建解决大众后顾之忧所需要的社会安全网的完善，一切刺激消费的商业模式和刺激内需的政策红利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与此同时，无论是资源瓶颈问题还是技术竞争力不足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于是，优质煤的供给不足、数字科技领域芯片荒、国际贸易中集装箱难求的问题以及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行为，都加剧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和获取全球化红利确保需求匹配供给的难度。

 

　　伴随着202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正确认识”“七大政策部署”，政策发力的适当靠前、供给冲击的有效缓解以及内需的逐步恢复，预计中国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的稳步向好态势，进入新的一轮复苏周期。同时我们注意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共同富裕的前景息息相关，并且有助于避免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因过度依赖市场造成精英群体“赢者通吃”的现象——这种模式使得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找不到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打破了不平衡、不协调的政策发展的痛点，是2022年中国经济转型中值得期待的重点。另外，融入世界、“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走到现阶段最强大的发展动力之一。过去中国的开放是“顺势而为”，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将会“主动为之”，通过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以及负面清单的制订，通过合作共赢，打造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与各国共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中国将和世界一起共担风险，共创商机，共享价值。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应当如何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的同时，维护我国经济复苏态势，增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

 

　　孙立坚：事实上，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还是比较强劲的，只是国际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影响到市场的预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能够确保我们经济的活力，不要让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减弱。一方面，国有大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之间形成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关系，构建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的生态。创新企业做好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把技术赋能给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做好专精特新的工作，然后大企业做好整合走向外循环的市场中去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能够解决同质化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问题，确保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北交所打造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方向是政府作出的英明决策。只有供给侧创新驱动发力和追求高质量目标，才能够出现大量优质企业强强联合，成长性企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宽。这样，企业不管规模大小、股权结构的差异性如何，都会自然地形成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上下游牢固的合作关系。这种价值链培育无论是在抵御疫情的冲击上，还是克服国家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上，都有着正面的促进市场活力的效果。

 

　　另一方面，推进价值链金融的创新模式。金融服务可不拘泥于传统模式，而关注企业是否在优质企业群构建的价值链上，如果确定是在这样的“链”上，就应该降低过去信贷门槛，及时有效地给予金融支持，即借助企业在“链”上所拥有未来企业群形成的增长能力，来解决今天的资金需求问题。同时，给“链”上企业开放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的融资机会，把资金有效地配置到高质量发展的项目上，真正形成有利于价值投资的市场环境，率先走出发达国家那种富裕建立在“投资者之间零和博弈”和“机构赢者通吃”之上的结构失衡状态，共同富裕的道路才会更加宽广。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2022年财政、货币、产业和贸易等政策层面，您有哪些展望？

 

　　孙立坚：面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加息周期的来临，我国货币政策整体保持了“以我为主”的独立性，坚持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有机结合，未来将在支持增长、防控通胀、平衡内外部关系上寻找平衡点。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常规政策工具的使用上，仍有较大空间。进入2022年，央行加大了流动性投放力度，比如重启14天逆回购、降低中期借贷便利(MLF)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等；另一方面，美联储尚未加息，为我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提供了有利时机，我们要利用好这个窗口期。2月16日美联储公布的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释放了3月可能开始加息的信号，可见3月将是值得关注的时点。

 

　　我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这是一个普惠型的赛道，应该成为政府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二是保障民生支出。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适度加强对基层的转移支付及财政支持力度，确保财力真正下沉到基层，兜牢“三保”底线。只有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才能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对于贸易政策而言，我们接下来应“以守为攻”调整贸易结构，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贸易，即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一方面，疫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平台经济带动了流量型消费以及数字支付手段大量运用都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拓展了空间；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大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数字贸易有望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角。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正式生效实施，其中可以找到数字贸易的发展机会。

 

　　产业政策的背后是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的关键性问题。通过产业绿色化和数字化来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同时，政府要做到三件事：一是不能缺位；二是不能错位；三是不能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