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认知现实，是审慎施政的前提。当前的现实就是，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正同时带来“慢”与“快”两种复杂影响：就“慢”字而言，新冠疫情导致要素流动大幅趋缓，全球经济放慢了增长速度；就“快”字而言，新冠疫情又加速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自我进化和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层变革，人类经济社会的长期拐点加快到来。“慢”与“快”的矛盾并存，决定了“稳”与“进”的有序推进。从形势演化的最新动态来看，全球经济失速的短期风险正变得日益显著，唯有稳字当头才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攀升也需要提前谋划、先期布局，稳中有进才能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一方面，稳字当头是三重压力下中国经济的理性选择。值得注意，本次会议直言不讳地点明，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进程看，这一认识可谓清醒、到位。第一，需求收缩正体现在内外两个维度。从外部看，全球疫情防控一波三折，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全面减速，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恐将从2021年的5.9%下降到4.9%，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也将从5.2%和6.4%降至4.5%和5.1%，而新兴市场的出口将在这一过程中受创严重，IMF对2022年新兴市场出口增速的预期值仅为5.8%，较2021年的11.6%腰斩；从内部看，中国经济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增长引擎均面临增速下行压力，疫情在部分区域出现反复迹象，生产消费的突然熔断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房地产市场调整给投资带来一定拖累，而随着全球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绝对依赖也出现回落迹象。第二，供给冲击从生产侧抑制产能释放，从增长侧带来经济损失。新冠疫情叠加自然灾害和能源短缺，使得全球正经历过去60年来第三大供给冲击，而中国作为连续十一年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受到明显影响，我们采用可计算动态均衡（CGE）模型，研究了电价变动对电力行业以及经济增速的具体传导冲击，测算结果显示，当电价提高10-15%时，供给冲击将拖累中国经济增速0.2-0.25个百分点。第三，预期弱化既削弱了实体经济信心，又引致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受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中资美元债市场大幅走弱，中概股持续承压，对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挑战。面对三重压力，守住“六稳”和“六保”可谓迫在眉睫，稳字当头势在必然。

 

另一方面，稳中有进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内在要求。“稳”是“进”的现实基础，“进”是“稳”的长期保障，中国经济运行有如自行车行驶，停下来就立不住，唯有持续前进才能守住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作为供给冲击，正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损失，全球政策将聚焦于供给侧，破解社会公平问题、借力科学技术进步、激活数字经济潜能、发挥微观创新作用，推动人类经济社会生产效率在疫后的加速提升。在全球供给侧政策全面发力的过程中，大国博弈和文明竞争的重心也将从利率竞争、汇率竞争、贸易竞争、资源竞争升维为学术竞争、科技竞争、创新竞争、人才竞争。直面长期竞争、聚焦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再出发、提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施政方向：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创新投入；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等。我们认为，一系列中国政策变化都围绕着“公平正义”的核心要义展开，公平兼顾所有人福利最大化、弱势群体最大化和机会均等，正义则包含人民标尺、科技至上和人类大同三重内涵，在共同富裕、双循环、碳达峰、碳中和等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经济有望于减速增质的过程中行稳致远。

 

平衡“稳”与“进”需要解放思想、务实行动。

 

思想引领行动，行动加持思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宏观政策更需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唯有在不确定性丛生的背景中统一思想、在道阻且长的过程中有所作为，才能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求解复杂问题、平衡各类选择的必要前提。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提出了“稳”与“进”的政策基调，也明确了一系列平衡“稳”与“进”的战略理念和思想指引。一是要强化忧患意识。本次会议对形势判断保持了客观严峻的审慎态度，强调先立后破、稳扎稳打。这种忧患意识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因为当下全球经济正处在近几十年来最严重也是最特殊的“滞胀”格局之中，我们用IMF的WEO基础数据库进行了测算，在全球191个有统计的经济体里，2022年全球仅15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望回到1980-202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水平，而全球通胀也已确证并非暂时现象，全球性的“滞胀”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谓影响深远，在坚定发展信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二是要坚持底线思维。中国经济的底线始终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稳”是为了守住底线，“进”是为了抬升底线，基于此，本次会议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三是要秉承守正之道。在宏观“稳”与“进”之间、在微观“得”与“失”之间权衡利弊、有所取舍，势必需要思想认知上有度有节、守正创新，基于此，本次会议提出了新形势下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即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明确了看待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权衡标尺。四是要完善系统观念。宏观政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优化政策效能势必需要统筹外部和内部两个市场、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基于此，本次会议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

 

另一方面，政策协同、务实发力是实现多重目标、优化经济均衡的重要保障。基于对形势的审慎判断和思想上的认知调整，本次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国宏观政策主线进一步清晰。我们认为，中国政策行动将具有三个关键特征：一是宏观政策更加注重整体搭配、有效配合。会议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政策分工更加明确，需求侧政策主要发力于保“稳”，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和保障民生需求引导实体恢复，避免“滞”的压力失控，通过松紧适度、精准滴灌的货币政策维持金融系统稳健，在控制“胀”的同时，避免实体经济失血；供给侧政策主要发力于求“进”，引领中国经济结构平稳换挡，从外需主导向内需引领换挡，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换挡，从规模增长向质量发展换挡。二是宏观政策更加注重发力靠前、重心下沉。考虑到疫情后中国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且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幅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中国政策的发力空间相对充足，具备提前发力、主动引导实体经济提速增质的可行性；此外，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微观群体的冲击具有不对称性，即对中小微企业的负面影响大于大型企业，中国政策提前发力、重心向小微倾斜也具有现实紧迫性。三是宏观政策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市场沟通。本次会议求真务实，政策语言清晰易懂，对人民所想、市场所虑都有坦诚回应，在共同富裕政策、互联网反垄断、房地产市场发展、金融开放选择、资本市场改革、分配制度优化等重要问题上，中国政策层既讲清楚了政策逻辑，又展示了政策路径，这对于全球市场理性认知中国不无裨益。

 

 

作者：程实 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