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方面：

 

一是，2022年财政基调可比2021年略为积极，赤字率至少仍可安排在3.2%。用今年前十个月数据测算，2021年全年公共财政可能超收接近4.7%，超收部分预计将以结转结余资金的方式，去平衡2022年的实际赤字。

 

二是，2021年财政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后置”特征，2022年财政支出节奏需要“前置”，以确保中国经济能够运行在合理区间。

 

三是，化解隐性债务仍将是财政的重点工作之一，地方债务高压监管不应放松。

 

四是，财政支出中可适当压降投资的比例，将资金向公共消费转移。增加公共消费会“挤入”居民消费，学术研究定量分析发现，我国公共消费每增加1%，居民消费在长期内最高会增加0.39%。国际对比看，除个别年份外，以支出法核算GDP时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衡量的公共消费率，中国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9年中国为16.7%，比全球公共消费率低0.2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低4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投资比例过高，有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和城投主导的投资贡献了15%的GDP，而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最高也不到10%。

 

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同时要求“提高教育、医疗、养老和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中国已经过了城镇化最快的阶段，下一步应该加快市民化。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4%，有2.6亿人生活在城市但户口在农村。适当将财政支出向公共消费领域倾斜，加快已进城人口的市民化，一来可以有效逆转疫情以来中国也许过早出现的“逆向城镇化”问题，二来可以充分发挥公共消费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不仅有必要、也有空间。

 

五是，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额度中，探索适当降低新增专项债比例，提高新增一般债占比。按规定地方政府专项债需遵循市场化原则发行和使用，所对接的项目现金流能够自求平衡。但实际上符合资质的项目并不多，导致专项债发行时夸大现金流预测并不少见，政府审计中也发现募集到资金后存在资金趴在账上、挪作它用等问题。因此，可适当降低新增专项债占比，将额度“腾挪”成一般债，以此提高资金的适配性和使用效率。此外，将新增地方专项债与“十四五”重大项目以及地方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更好结合，以解决储备项目不足的问题，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亦是可以评估的一个方向。

 

货币政策方面：

 

一是，在国内“类滞胀”和海外主要央行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背景下，总量宽松政策的使用要适时适度。货币政策应通过公开市场操作、MLF、再贷款等，保持货币流动性合理平稳，并在此基础上结构性稳信用。此外，在我国央行一直倡导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也应多加平衡和配合。简言之，“宏观审慎”这条腿从严，“货币政策”这条腿就应从稳。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在于，宏观审慎管得更规范更严格了，即便货币流动性宽松一点，钱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例如违规进入地产和股市）。

 

二是，对重点领域的定向支持政策仍应继续或扩大。其中，对绿色和高科技行业的前瞻支持，以及对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倾斜纾困，是重中之重。

 

三是，更好发挥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内外均衡工具的作用。通过释放人民币汇率调节内外平衡的潜力，中国货币政策更有能力实现“以我为主”。特别是，疫情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较2019年底已累计升值近9%，尤其在近期美元指数强势反弹突破96关口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依然坚挺于6.4以下。这无疑为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以我为主”提供了更多空间。我们预计2022年中美货币政策方向“错位”，美元指数总体偏强，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或可阶段性地“顺势”贬值。而且，过去两年我国出口高景气，可能掩盖了强势人民币对出口企业竞争力的潜在影响。若2022年中国出口市占率料将回落，则人民币汇率的适度贬值对广大出口企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是，“纠偏”前期政策执行中的过激行为。例如，不再明确要求特定行业的产量不得同比多增，毕竟“去产量”比“去产能”带来的冲击更刚猛，以及“房住不炒”调控基调不变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刚需购房和开发商的合理融资需求。

 

二是，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各行业更好平衡绿色转型与经济增长。“运动式”减碳现象减少，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才会减弱。

 

三是，适当前移“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基建项目。我们统计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重大项目，2021年可比口径下这些省市自治区的重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12.7%。四川、山东、广东和贵州公布了2021年1~8月重大项目的投资完成率，平均为82.4%，比2019年和2020年同期分别快13%和6%。加快2021年已开工项目的施工节奏，以及将部分原计划在后续年份开工的项目开工时点提前，可更好发挥重大项目托底经济的作用。

 

（作者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