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金融支持收入分配调节、改善消费，宏观层面应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搞“大水漫灌”。从国际经验来看，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诱发资产泡沫，进而迅速拉大贫富差距。所以，这些政策的重要前提是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适度增长和货币政策的灵活精准，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第二，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特别是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但很多储蓄都存放在银行，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无论是活期、定期收益都不高，这与多年来金融体系“管制多”的特点、整个存贷款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有关。如果未来能够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有所上升，那么持有很多存款的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会有所增加，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更重要的是，现在居民的投资渠道仍然过窄。再多的储蓄存放在银行，存款利率的上升也是有限的，真正的投资渠道应该在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结构要改变，不仅要解决利率市场化的问题，还要更好地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比重。目前来看，资本市场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尤其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能永远依靠劳动报酬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应当提供更好的投资渠道，创造更多财产性收入，这对经济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第三，综合运用差别化的准备金率、再贷款等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加大对薄弱环节（如小微企业、“三农”、制造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我国有大量中低收入人员都在这些企业和行业中就业，因此解决他们的问题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至关重要。疫情之后，政府通过再贷款“直达”政策，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到今年6月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7.7万亿，同比增长31%，这在帮助小微企业疫后恢复、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收入来源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最近央行又增加了3000亿小微企业再贷款额度。

 

　　第四，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尤其要为一些弱势群体，包括低收入阶层、中小微企业、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成果和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普惠金融将发挥更大作用。应当持续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如今许多农民从没有贷过款，他们在申请贷款时会面临信用等级低的问题。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建议，可以从扶贫基金中单独划出一部分作为担保基金，用于为信用等级低的农民贷款做担保，再从担保基金里专门拨出一部分用作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的补偿，这将大大提高金融的普惠性，让农民也能分享金融服务的好处、使金融发挥更大的效果。

 

　　此外，利用数字化工具来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度，可以让百姓拥有更多金融理财工具。应当在管控好风险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制定不同区域的信贷支持政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在数字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更加对称，信用信息也更加健全，这为我们创新金融服务、开展普惠服务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应当让更多人分享金融工具在财富增值和增加收入等方面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