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以及人才外流使中国农村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为破解农村发展困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连续十八年出台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当时，由于限制乡村振兴的贫困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经过多年脱贫努力，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大幅增长，已经从2013年的9430元增长到2020年的17131元[1][2]，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与此同时第一个百年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已经开启，“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现阶段农村工作的重点必须从脱贫攻坚转向巩固脱贫成果与全面乡村振兴相衔接，从一定程度上说，“十四五”期间中国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全面发展。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优先发展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规划与目标，为此需明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重点问题与保障问题。

 

“十四五”期间，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会有高层次的需求，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物质是第一位的、物质决定意识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基础的观点。虽然脱贫攻坚目标已经顺利实现，但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差不大，脱贫攻坚成果亟待巩固深化，因病返贫和因病致贫等问题可能发生。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必须重点关注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要求，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夯实农民进行社会活动的经济基础。

 

“十四五”期间，相对均衡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基本准则。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农村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均衡：一是城乡发展的相对不均衡。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43834元和17131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27007元和13713元[2]，无论是从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抑或是从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来看，城乡之间仍有较大差距；二是区域发展的相对不均衡。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其农村居民经济水平相对中西部地区较高。例如201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876元将近达到3万元[3]，而毗邻浙江的中部省份安徽2019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416元[4]，可见区域之间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三是产业发展之间的不均衡，当前农村在产业兴旺方面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及收入单一等问题[5]，这不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农村的长远发展。

 

“十四五”期间，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生态环境历来为党和国家所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两山论”作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这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为产业兴旺提供资源基础、通过合理开发生态资源为生活富裕提供资源保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提供资源和动力。同时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实施的要求，又是持续推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保障。通过有效的治理，使得党和国家的各项乡村振兴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充分调动农民、市场以及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提高政策效能、执行效率和参与积极性。

 

“十四五”期间，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道德和文化属于精神范畴，其具有更深沉和持久的力量，能够凝魂聚气，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乡风是道德和文化的凝练与表达。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乡风建设，通过打造良好社风、民风和乡风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同时乡风建设也是衡量乡村振兴实施的重要指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央“十四五”《建议》专题部署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要求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