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与“十四五”建设开局之年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点上，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共同合作，于9月15日在上海市社联召开了“缩小三大差距：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圆桌会议。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地分好蛋糕”这一主题，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三部曲”，即如何促进“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如何解决区域均衡发展，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上海社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陈麟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克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在开幕式分别致辞。

 

上海社联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陈麟辉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在当前这一重要时间节点，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从如何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到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增强区域发展平衡型来推动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各界学者贡献智慧，同时还需要深入关注许多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并积极做出回应。上海市社联将始终保持全国性、国际性的开阔视野，力争为各地学者的思想交流提供充分的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克斌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各界学者需要一起努力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学术使命三个维度出发表达了对于共同富裕的理解。共同富裕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追求的一个奋斗目标，而研究共同富裕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号召，更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贡献力量的使命之所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在致辞中指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两件事情，并引用梁漱溟先生曾提到的人类社会要解决的三大问题就是人跟物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以及人跟灵魂的关系。他认为人和物的关系就是经济学所关注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问题，要讲求效率；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灵魂的关系就涉及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即公平为上，因此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需要各个学科领域的支持与合作。

 

在六个主题研讨环节，各位专家学者以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为核心命题进行了内容丰富的讨论。从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共同富裕与公共产品均等化、阶层差异与橄榄型社会、共同富裕与数字经济等角度，讨论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以及如何深入推进共同富裕建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培林教授，将共同富裕总结为三个“不是”和三个“是”，对“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做了清晰的阐释。第一，共同富裕不是我国历史上“均贫富”的口号，“均贫富”是在我国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产生的关于“齐家治国”的思想，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不同。第二，共同富裕不是返回我国改革开放前所存在的平均主义，而是建立在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制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之上。第三，共同富裕也不是一种空想的理想状态，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共同富裕将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针对共同富裕的三个“是”，首先，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追求的目标。其次，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需要我们付出极大努力，不断扎实推进才能实现的目标。最后，共同富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教授从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行了阐释。首先，关于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理解，不能停留于乌托邦，而需从现代公共政策来看待。从大历史来看，福利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改造更似一种权宜之计，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追求的核心目标。自1990年以降，随着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鸿沟扩大，欧美发达国家距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三大特征，其中共享性必须满足正义的原则。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关于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制度设计需要满足激励相容与制度匹配这两大原则。具体而言，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之根本；充分发挥行政机制，紧紧围绕统筹协调之关键；充分发挥社会机制，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文化机制，同步推进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充分发挥数字治理机制，成为共同富裕新的支点；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使之成为共同富裕的测量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教授围绕“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一话题，讨论了UBI对实现共同富裕可能带来的启发。黄少卿教授认为，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上有两句话和UBI存在关联：一是“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而UBI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样的条件之一；二是“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的分配格局”，对此，UBI或许可以成为可选的方案。他接着指出UBI和传统政府转移支付项目的不同点，主要包括三方面：（1）UBI针对的是全民，且对受益者没有任何标准要求；（2）UBI不是事后的，且通常是现金形式；（3）对于有工作能力的人而言，UBI与受益者是否工作或是否返回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区分使得UBI相比传统社会保障有明显优势，例如现金发放能让受益者按照自己的偏好购买商品，还能够大幅减少项目管理的行政成本。此外，UBI与现代市场体制是一种互补性关系。有了UBI以后，竞争中的失败者同样可以在社会上体面地生活下去，并开发他们当下不合时宜的能力，这将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讨论了“怎样理解与实践共同富裕”的话题。在未来共同富裕的高水平时期，中等收入群体要占到全体居民家庭的80%以上，形成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我国目前与此水平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要点。针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了三个基础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强大的经济基础，强调我国的共同富裕是在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第二个条件是制度保障，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完善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三次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第三个条件是理想信念基础，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全民族理想信念基础之上的，本质上是一种很高道德基础上的理想信仰，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念追求，如果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如果一心只算计自己的孩子怎样超过别人的孩子，那就还不具备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需积极应对几方面情况：一是我国的十四亿人口，这意味着我国想要实现共同富裕会比那些人口小国更加困难。二是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例如每个城市的最低收入保障线并不相同且差距较大。三是共同富裕与社会公正，如何实现机会公平以及如何解决社会公正的一些基本点，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庆杰教授以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是如何富裕的为切入点，从集体主义与开放社会等角度深入探讨了富裕起来的原因以及如何进一步富裕。首先从历史脉络梳理的角度看待中华民族集体主义的由来，从大禹治水到抗日战争都深刻体现了集体主义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接着从儒家文化的发展角度来理解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的发展，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平天下”今天来说也是一种朴素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所一直追求的理想。而自商鞅变法以来的中国开放社会建设不管对于人才流动、社会治理还是共同富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成功实现了社会流动，使得社会经营有序、人才不断地进入国家体系进行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开放”一词的含义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丰富，无论是教育权的开放、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土地所有制度的发展，还是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等开放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都成为了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开放社会是我们摆脱贫困与实现发展的重要原因。今后共同富裕的实现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永远抱着开放的姿态与世界交流学习，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社会。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海东教授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他认为，在我国贫富差距呈现出多维二元结构性特征，最早是城乡二元结构，然后是区域结构以及体制内外二元结构等。在这种多维二元结构下，以往的制度安排在利益分配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特点，使得某些制度在惠及一些群体的同时，将另一些群体排斥在外。接着，他基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机制。一是行政化资源分配机制，二是市场化资源分配机制。改革开放前，国家主导基础性资源的分配，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逐渐形成，导致不同群体在资源获得上出现差异。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化资源分配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在既有的多维二元结构下，由于资源差异的存在，不同市场主体事实上难以在市场上完全公平竞争。对此，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必须推进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破除多维二元结构。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王小林教授讨论的题目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机制”，并分享了一系列东西部协作的案例。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已经有25年的经验积累。“闽宁协作”形成了联席推动、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五项协作机制，其中，产业带动是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核心，互学互助是共享和协作的导向。“浙川协作”以市场为导向强化产业合作，建设了各种各样的产业园区，并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打造电商平台扶贫。“粤桂协作”则探索形成“互联网+劳务协作”，发挥了双方的山水相连、人文相同的比较优势，大规模劳务协作打开合作共赢的新局面。“沪滇协作”发挥上海软实力，助力云南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升级。自1996年起至今，我国已形成了东西部协作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具体包括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协作的政治制度，“援助+投资+贸易”的经济协作体系，以及东西部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东西部协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一是援助如何有效向合作共赢转型；二是怎么发挥东西部的两个比较优势；三是如何树立一种“企业共同富裕价值投资”观，即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价值投资的基础上，兼顾缩小发展差距的社会目标和生态友好的环境目标，这是一种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价值投资理念和方式。对于这些问题，社会科学各界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沈永东教授以区域协调发展为例，深入剖析了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确认了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作为继续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时将三次分配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纳入到基础性制度安排中来，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机制的重要主体，必将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大有可为。传统公共管理以政府为核心，由政府来全权统筹和开展公共事务的开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被重新带入到我国公共管理变革和制度安排中，新公共治理则更多地强调由公民与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合作供给公共事务，由此将社会机制带入到公共管理中，实现了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向多元主体共治的发展转型。而如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当前我国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问题，已有研究实践较多从政府、市场的视角关注区域协调发展，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根据社会组织与不同治理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可将社会组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分为社会组织与政府跨部门合作的合法性机制，社会组织与企业跨部门合作的市场撬动机制，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跨部门合作的网络机制等三种类型。从制度设计、协作平台搭建、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构建社会组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李实教授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题，从为什么要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如何完善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制度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需要解决包括收入差距与区域差异在内的一系列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首要问题，现在内循环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体现在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增加一个是依靠居民收入增加，第二个依赖于收入差距的大小。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取决于对共同富裕的标准的认定，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更应该关注相对贫困问题，在收入差距之外还应该关注工资差距与财产差距，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已经成为带动整个居民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以推动“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收入分配的制度框架中应该包括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三个部分。其中初次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完善要素市场体系，二次分配需要改革税收制度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三次分配要建立发展与共享的兼容机制。

 

南京大学商学院刘志彪教授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了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长期实施的赶超战略有关系。其基本逻辑是在资源匮缺的条件下，为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采取增长赶超战略，必须要采取牺牲局部、突出重点的非均衡倾斜措施，试图通过某些前后相关联性强的产业发展，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由此必然极大地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比如工农产品剪刀差。增长速度赶超型的产业政策由于长期偏好数量增长，相对忽视了中小企业，而且偏好生产领域的投资，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发展型财政倾斜，公共性财政支出比重就会比较低。同时，产业政策偏好使得资源的投入长期倾斜于某一地区、某一企业。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纠正速度追赶型产业政策，促进其向质量效率赶超型产业政策转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有形的手主导公共资源配置和市场效率，使经济运行更加公平，要让公平竞争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质量效率型产业政策的公平正义性还要体现在扶持弱者上，要建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部门，尤其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服务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经管学部葛劲峰助理教授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根据最新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确定成为我国的国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共同富裕将产生很大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尤其是“技能溢价”，即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上升；其次是岗位的极化，很多岗位会因为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消失，即技术替代人的问题；最后是零工经济的问题，数字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工关系，就是零工经济，比如滴滴司机与快递员。三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倾向扩大而不是降低收入差距，因此，如何在数字经济社会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未来的一大挑战。从经济学上来说，“技能溢价”体现了科技和教育的赛跑，数字科技进步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扩大收入差距；教育则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供给，降低收入差距。数字经济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提供足够的高技能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就通过缩减“技能溢价”解决分配问题；其次，技能极化问题的解决同样离不开教育，技术替代了旧有劳动者但也创造了新的岗位，而教育能够使得劳动者更好地适应新的岗位；最后，零工经济无法提供稳定的劳动雇佣关系与良好的职业发展路径，需要全新的制度建设来促进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主要从实现充分就业到实现高质量就业的维度，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来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设。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中既有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全球化下产业链分布、垄断性权力带来掠夺性收入等全球共性化因素，也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税收制度、财政支出安排等各国个性化因素。在现阶段，分好“蛋糕”的前提还是要继续做大“蛋糕”，而做大“蛋糕”本质上是坚持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道路，需要将中国经济做大“蛋糕”的基建立在实现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之上。不仅要在经济增长中实行充分就业，而且要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实行高质量就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公共产品的均等化。公共产品均等化是二次分配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同时，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又一次红利。当前中国推进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需要解决公共产品如何均等化共享的问题。如果制度得当，即做对激励，中国各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和全体人民共享方面一定会创造奇迹，就如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创造的奇迹。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蔡禾教授从最低工资标准出发探讨了兜底的底线公平问题。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要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建设。“兜底”体现了民生保障的底线公平价值。兜底涉及市场、政府与社会，初次分配的兜底表现在政府为市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二次分配的兜底表现在政府主导的民生公共产品供给，三次分配对助力兜底有重要作用，但是三次分配的自愿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强制性、统一性的兜底制度安排。这些年来，我国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值有所增长，但最低工资占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却持续下降，这意味着贫富差别在不断扩大。兜底是要兜住一个社会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底，兜底的底线标准不是纯粹物理或生物的，而是随着社会文明发展尺度变化的。兜底的底线水平与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能力相关，也与公平正义的价值相关。现阶段贫富差别的扩大受到知识经济时代财富分配特征、产业链所处位置以及工人集体谈判能力等因素的制约，这更需要政府在兜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兜底问题，特别需要寻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合理的均衡点，需要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在相应权利、责任、义务上的分工，以及户籍制度带来的公民权利的属地化问题。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琳副教授从社会思潮、分析哲学、社会科学等角度回顾了围绕共同富裕与发展问题展开的研究，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融合研究。马恩正是基于对多学科的融合研究，指出“自由和平等之对立”的思维方式暗含着形式逻辑的陷阱，提出“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思想过程”，也即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只能是历史的、具体的。从既有经验教训来看，无论是失去理想价值引领的简单经验主义，还是不考虑基本经验现实的价值追求，都可能导致“矫枉过正”抑或“未吃饱就喊减肥”式的“南辕北辙”，并可能成为某些以公共利益之名谋取个人私利的土壤，这是我们在讨论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中尤其要警惕的。当代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指导，这为我们解决这一世界性历史难题提供了基础，目前要关注的是结合具体国情选择好政策落脚点。当前，保障劳动权利、为个体能力的发展提供均等机会，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级岗李友梅教授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民共同体”为题，从宏观视域和多学科视角对于中国式共同富裕进行了诠释。她首先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初心。党的十九大以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是成为最突出的主题，而且可以期待到2035年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接着她阐述了党与人民在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上，结成了命运相依的人民共同体。人民共同体彰显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既构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结构保障，又是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这种于共同富裕进程中孕育人民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体现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绝不只是经济增长的要求，更关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关系人民根本利益和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她最后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需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同时又是时不我待的艰巨任务。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高质量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千千万万人民的主人翁意识，需要方方面面的责任意识和共享意识，这也是对新发展阶段的人民共同体建设的新要求。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赵修义教授首先结合特定历史情境，谈了自己对“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的理解。共同富裕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发展完善的，在现阶段其内在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共同富裕”，将其阐述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一部分，更加强调的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趋势，其对于富裕的解读也和现在不同，如果现在要从财富占有角度理解富裕，那是难以实现的，共同富裕的内涵需要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而研究共同富裕需要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并在理论上作出清晰易懂的概括。其次，他认为对于舆论强调慈善是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需要谨慎而辩证地看待。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慈善一直是“救急不救穷”，需要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疫情以来人与人的交往也更加原子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如何在社会现实面前更好地发挥慈善作用。此外，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将原有的慈善制度和历史人物遗产发扬光大并且坚持下去，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健康制度环境。

 

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刘涛教授从西方福利国家中产阶层版图变迁的视角对于共同富裕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政治概念，与之相近的学术概念是西方福利国家。尽管多数西方福利国家在1990至2010年整体财富水平在上升，但是中产阶层规模出现了缩减，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扩张，出现了M族化现象。收入极化带来了社会极化与政治极化，引发意识形态极化和民粹主义的忧虑。与之相对应的是，少数西方福利国家在同一时期中等收入圈层有所扩大，可见西方福利国家的阶层变化也是非均质的。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小型福利国家，比如荷兰、爱尔兰和北欧国家，这些国家中有的中等收入圈层逆势扩大（爱尔兰、荷兰与英国），有的保持着较高中产阶级占比（如北欧福利国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都是新教福利国家，强调工作伦理，对于职业非常重视。尽管爱尔兰、英国及荷兰的福利支出规模不是很高，但是这些国家通过终身学习、职业培训、增强职业伦理与工作福利等实现了中产阶层的扩大。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我国推动共同富裕必须要建设强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社会是有活力的社会，通过大众教育、职业教育和针对青少年的社会投资，低收入阶层能够不断上升到中等收入阶层。对此，共同富裕之路上，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拔高现有的社会福利待遇，而是深化改革、不断破除阻碍社会流动、隔绝上升通道的制度约束和障碍，实现社会阶层持续向上的流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何晓斌副教授以县域城市的共同富裕和实证探索为题，从县域基层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途径。他提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最终落实到县域城市的共同富裕。县域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县域城市差距很大，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具有公共基础资源薄弱、市场环境落后、产业附加值低和半熟人社会等特点。一些县域和省份确实做到了高收入和低不平等。通过调查发现，县域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返乡创业人员可以带动县域经济的增长，而且能更有效利用电子商务的可能性，提高创业效率。基于调查结果，以县域为落脚点展开共同富裕，首先可以推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基础上的县域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新产业发展，而返乡创业人员农民工和大学生这两大群体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领头雁；其次需要推动农村制度改革，中国目前探索的制度比如各种人才的轮岗制度是值得普及的；最后是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推进乡镇化转型与县域经济城镇化，增加县域的公共产品供给。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