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应该激发国内需求应对世界经济复苏逆转风险，其中关键在于激发国内消费增长动力。国内消费市场在疫情后确实出现了迅速回升，但是对整个GDP的拉动从历史轨迹来看，依然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来看也是远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水平。2021年，居民消费增速与疫情前增速平均值相比低很多。我们不能过于依赖外需，但内部消费需求的增长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内部需求乏力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受疫情冲击，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

 

第二，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疫情冲击导致居民消费行为模式趋于保守，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失业风险和收入预期下降，使得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不过，考虑到过去几年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压效应，可以认为消费倾向延续了疫情前的正常变动轨迹。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疫情冲击下，可支配收入平均数的增速超过中位数的增速，收入差距扩大。2021年1-2季度，平均数增速超过中位数增速1.6个百分点。与此相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增速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点。自疫情爆发以来，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速持续显著地低于财产收入增速。这一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结果是，资产价格上涨弥补了高收入群体的其他损失，但工薪阶层和个体者的收入受损严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不过这是2017年以来持续存在的现象，2017年以后，财产性收入的增速显著地高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速，与此相伴随，高收入户和中上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了中等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增速。

 

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是激发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的关键，从长期看，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收入水平，这既是关乎到我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攻坚战，也是我们应对各种外生冲击的压舱石。从短期看，缩小差距激发消费的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是应对不断加大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一个基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涉及一些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多维度的改革，通过工资形成机制、利润分配机制和税收体系等方面的改革，调整工资、利润和税收之间的比例，逆转当前国民收入过于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初次分配格局，因为在当前的国民收入中工资占比是过低的。对高收入阶层、对资本利得、对房地产等财产进行征税，以此增加转移支付的来源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和保障体系，使得中低收入阶层能够享受到更加有效和充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短期中，还要关注和应对投入、产出、消费间的价格走势分化，也就是生产化和消费侧的价格走势的分化。因为成本压力过于集中于中下游的中小企业，会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可能危及就业和工资增长。但如果这种成本压力不停留在中小企业，而进一步向下转移，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传导给消费者。经过疫情冲击之后，家庭消费行为依然处在疫后修复过程，面对消费价格的过快上涨，其消费进程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带动整体经济本身受到影响。所以，在政策层面需要做的是规范、引导，支持上中下游企业之间，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调，在不同环节之间合理分担成本上涨压力。同时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对冲特定环节的企业所承担的过大的成本压力，提高对其的金融支持，帮助企业应对资金压力和经营困难。

 

我国经济整体复苏进程比较稳健，无论在整体的产出、就业、生产侧、需求侧和价格等等方面，整个宏观经济指标目前处在相对合理的区间。但是在我国经济整体复苏进程比较稳健的同时，整个世界经济的风险不断加大，世界经济复苏逆转风险在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在增加，这是我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国内部经济复苏有了较好的基础，但同时要面对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风险，这就需要去激发国内的消费增长动力，同时需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触发消费增长动力，而这会涉及到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等多维度的收入分配改革。此外要关注外部传导而来的成本上涨压力，在整个国内的生产链条上，从上中下游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分担，生产侧、消费侧也要解决如何合理分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