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一、现状：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加速扩大；二、原因：多层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影响：共同富裕、 社会问题、 新发展格局；

 

南北地区是按照秦岭-淮河一线划分的，分为南方16个省（市、区）和北方15个省（市、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南北地区经济总量及人均数据一比一的时期，说明这种划分方法总体较平衡。

 

报告指出，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力布局为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市场经济下走向平衡期、平衡发展期、加速失衡期三个阶段，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包括总量意义和人均意义）已经扩大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且在短期内没有收敛的迹象。

 

报告认为，南北差距持续扩大背后是北方地区整体面临工业增长停滞、投资增长停滞、研发创新停滞“三大停滞问题”，原因主要包括四个层次。

 

 

第一，产业层面。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过去十年北方经济的第二产业增长陷入停滞。虽然一产二产三产都是南方地区发展快于北方，但差距主要在第二产业。2012年到2020年，北方第二产业的名义值没有增长。

 

第二，需求层面。虽然消费、投资、进出口增速出现南方高于北方的局面，值得担忧的主要是投资，截至2017年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北方投资增速陷入停滞的局面。消费方面，虽然缺口在扩大，但南北消费的差距不是非常大。出口方面，北方和南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目前80%以上的出口在南方，北方出口占比只有20%。基本可以断定，在需求层面北方主要是投资和出口陷入停滞的状态。

 

第三，技术层面。经济停滞时研发和创新投入也会大幅缩水，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南北差距扩大的速度太快。2008年-2009年时，南北研发经费、研发人员、研发项目的对比基本上和人口成正比，呈现一倍多的差距，但目前已经扩大到三四倍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显然会带来技术、产业各方面滞后的问题。这种差距不是南快北慢，而是北方的停滞。北方加总的研发经费、研发人员投入近年来未有增长，这是相对比较严峻的问题。在专利产出方面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北方地区的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都出现了大范围停滞的状态。

 

第二层次原因是产业结构变迁。工业化是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工业化不一定是同质，不同时期的工业化内涵是不一样的，但是保持工业化的过程或者转型升级的过程是必需的。截止到目前，各省经济增速和第二产业占比间依然是正相关关系，和第三产业占比间依然是负相关关系。近十年间，南北方工业发展出现的很大变化是，南方的工业进行了新一代升级后实现更快发展，北方明显落后了。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南北比值已经从二十年前的1.56倍扩大到了2.65倍，这也导致最近十年南北方生产率的结构效应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分化。

 

产业层面的背后依然不是根本原因，南北方同样起步于农业经济占比较高的阶段，逐渐经历了工业化、服务化的转化，产业结构在理论上来说也是经济体的内生变量。这里就涉及到第三层次的原因，即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市场化指数排名南方整体靠前，而营商环境指数除了北京以外，北方的排名普遍较低，南方省份在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方面优于北方省份，在民营经济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排名中，也呈现类似的现象。

 

如果各省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程度都在大幅度提高，那么导致各省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原因就涉及第四层次的原因：国家政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国家政策基本遵循了南方沿海沿江或南方东南先行先试的思路，后期出台的国家新区、自贸区等政策基本是前期政策的层层叠加。这种叠加不仅仅带来了早期增长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对于改革“基因”的注入。这也解释南方为什么改革总是能够领先，总是能够创新调整，或者面对重大危机总是能够很快的灵活调整。新时代以来，国家级新区和综改特区的分布上，南北之间的差别仍体现得非常明显。很多南方省份覆盖了两个以上新区甚至更多，北方很多省市是零覆盖，比如山东、河南、山西等等，新近提出一些的重大举措也主要是针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再进一步落实到地方上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效应可能有限。

 

报告指出，南北差距的问题首先会影响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南北之间人均经济数据由二十年前的一比一，扩大为目前30%的人均GDP差距，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和20%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增加了共同富裕在地区层面面临的障碍。

 

其次，按照现有趋势，南北差距将会继续扩大，而且未来还将面临严峻的社会挑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可以看到北方的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南方，但这只是第一个层次；在全国养老金系统、社保、户籍制度种种制度下，跨地区转移的农民工回乡养老时可能无法带走养老金，养老金只能留在当地，这又带来第二层次的未来养老问题。此外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对老龄化问题可能还是低估的，因为疫情下很多农民工滞留在家乡，没有外迁。解决办法首先是统筹全国养老金系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但这解决的是人均意义上的收敛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暗含的前提是解决规模经济问题和新市民的住房问题。

 

目前还不是矛盾最突出的时期，在地区层面上可以明显看出，就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和超高龄老龄人口占比而言，南北差距对比还不是非常鲜明。最鲜明的差距是0-14岁的人口占比。未来的劳动力人口和未来的社会需要负担60岁以上的人口带来的压力，未来十年南北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里北方地区陷入一种困境：如果不鼓励生育，未来会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鼓励生育，实际上就加剧了短期的社会负担，老龄化本身就在迅速增加社会负担，又有新的人口，所以劳动人口会更加紧缩，经济会面临下滑，培养的人力资本也会流失。

 

再次，南北差距还会影响新发展格局。基于投入产出表，最早于2008年前后、最迟于2012年开始，国内大循环开始发生惊天的“倒U型”变化：一是“国际-南方-北方”大循环变为“国际-南方-南方”大循环；二是南方区域一体化越搞越好，北方经济“分崩离析”。

 

从地区层面也可以观察到，北方经济已几无增长极。五大区域性增长极在自身经济增长和对周边地区带动作用方面均出现显著分化。从五大增长极自身增长情况看，成渝地区的增长最为显著，京津冀地区增长情况较差；从对周边地区增长带动情况看，长三角辐射带动作用最为显著，京津冀带动效果较差。国家政策现在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对于北方经济来讲，重新融入南方大循环，这是一个新的机遇。要深入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全面改善营商环境，从而能够承接产业转移，吸引人才和人口，这是北方当前急需做的工作。此外，对北方来讲还要打破行政壁垒，加快培育地方新增长极。

 

 

建议1：高度重视南北差距持续加速扩大问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强顶层设计，重新审视和优化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及区域性政策，在东中西的基础上引入南北维度，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南方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建议2：清醒认识当前南北差距扩大背后是北方地区面临工业增长停滞、投资增长停滞、研发创新停滞“三大停滞问题”，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重振北方地区经济，避免北方地区整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建议3：加强北方地区全国性及区域性的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加快培育北方经济新增长极，加快地区层面十四五规划项目实施和落地，充分发挥预期引领和跨周期调节作用，尽快走出当前困局。

 

建议4：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国社保体系一体化改革，实现流动人口养老金账户统筹，养老金随人走，解决工作与养老地不一致的问题，增强养老金系统的匹配性和可持续性。

 

建议5：对于北方地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对投资和人口的吸引力，提高创新转化水平，提高产业的竞争力。

 

建议6：对于北方重碳地区，落实双碳目标要充分考虑到地区发展阶段的差异、地区减碳成本-收益的差异，科学确立减排路径和可持续发展路径，建立市场化机制和合理的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