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层定调共同富裕，三次分配。房地产税、遗产税加速？

智谷趋势 / 2021-08-20 01:15:04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共同富裕”再一次被高规格提及。

纵览会议内容，它很可能意味着共同富裕或将从文件走进现实。

会议带火了一个词——“三次分配”，但其实它有很多意味深长的表述，会让了解中国当代史的人浮想联翩。

比如：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结合会议序言的关键表述，既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需求，又是“长期执政的基础”。

那么，共同富裕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该有人对此再心存侥幸。

剩下的问题就是，涉及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将如何实现，三次分配将会出现什么新的形式，它将最先影响到哪些人？

01、三次分配

中国人对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不算陌生，那么三次分配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资料，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的。不过直到25年后，它才首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中。

之后，出现的频率开始变得越来越高。

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从最朴素意义上解释：

一次分配就是工资，由市场主导；

二次分配就是社保，由政府主导；

三次分配就是公益，由社会道德驱动。

三次分配首次获得官方认定，是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会议在提到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时，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而在次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三次分配”政策指向得到了进一步明晰，会议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三次分配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挂了钩。

第三次，也就是最近的这一次。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三次分配”被纳入中国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愈发明确。

从概念的提出，到对这个重大命题进行阐述，再到提出基础性的制度要安排上了，我们可以感受到，政策信号越来越密集。

联系到同期共同富裕在2021年内被密集、高规格提及，这表明，第三次分配即将进入大规模的操作阶段。

前30年，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现在开始，我们迈入了均贫富的阶段了。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同一个逻辑的自然延续，但也是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

此次中央提出第三次分配，其实就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意味着，要实现共同富裕，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这一阶段的工作将会围绕，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而展开。

02、三次分配解决什么问题？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或许会对近来的一系列大动作，多了一个理解的维度。

最近有几个行业受到监管层的雷霆暴击，引起全国关注，分别是：互联网、教育，还有娱乐圈。

第三次分配要解决什么问题？答案是公平。

公平，充分体现在反垄断和防堵塞这两手上。反垄断是防止“富者愈富”，防堵塞是防止“穷者愈穷”，让财富流动，让阶层流动。

反垄断对应着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蚂蚁上市一夜被叫停、阿里被开出182.28亿元的天价罚单为起点，反垄断罚单一张接着一张，中国企业去海外上市被频频警示……

证监会在7月5日明确提出，防范少数人利用资本市场违法违规“造富”。互联网野蛮造富的时代，步入了尾声。

另一个“暴富”行业在娱乐圈。

2018年，范冰冰因偷税漏税被八亿罚款事件，引起了娱乐圈税务大地震。短短4个月内霍尔果斯百家影视公司注销，明星避税港变荒城。

今年，先是顶流郑爽因代孕弃养案变成了路人爽子，随后被曝出1.8亿的片酬，后有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事拘留，激起了极大民愤。凭什么一个要演技没演技，要人品没人品的网红，却能拿到亿万身家？

不患寡而患不均。根据统计局2019年相关数据，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2561元。按照五等份分组，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

明星收入过高、德不配位的热议不绝如缕，特别是在近期吴亦凡、张哲瀚等明星“塌房”事件频发后，步步达到高潮。

《新华社》点评：吴亦凡事件不应该只是公共舆论的一次“盛宴”，更应成为演艺界的一次警钟，国内娱乐圈存在的畸形生态该彻底整治了。《人民日报》发文：治理饭圈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从明星丑闻爆出到“一夜消失”，再到官媒发声，演艺圈的监管似乎来到“收网进行时”。

资本在娱乐圈的无序扩张，顶流的“一夜暴富”，显然也到了历史转折点。

从防堵塞看，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说明了通道出现了梗塞，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出现了青年“躺平”危机。

“躺平”显然是对阶层固化的佛系对抗。

在中国，很多优秀年轻人的未来同样被精英巨头们垄断，“996”、“007”让年轻人卷到极致只想“躺平”。

更可怕的是，作为中国阶层流动的主要通道——教育，也出现了堵塞。有钱人豪掷千金买学区房就能进入好学校，再通过校外培训班让自己的孩子早跑一步，寒门无奈再难出贵子。教育内卷愈演愈烈。

于是近期，中央出台了“双减”政策，K12校外培训机构“团灭”，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学区房彻底“凉凉”，教育公平正渐渐回到应有轨道——让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

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下，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冲到0.47(达到0.5以上就是收入悬殊了)，为了社会公平和稳定，资源再分配在所难免。

03、谁被分？谁得配？

第三次分配，谁被分？谁得配？

前面提到，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

去年年初学习时报文章《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称，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

所以第三次分配，人人有份，既可以是分配者，也可以是被分配者。

中国的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载体——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相对滞后。

界面新闻报道，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这仅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0.15%；而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1%。

中国慈善事业任重道远。

在高质量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有三件事情正在或即将发生：

第一，企业家参与扶贫没有终点，将迈入从比富到比慷慨度时代。

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热情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益的深度与厚度。

如今，脱贫攻坚战已经完成，不过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没有终点。

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大基调下，中国企业家会进入从比富到比公益慈善慷慨度的时代。

当然，“制度安排”也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提出，一方面要进行短期刺激，实施慈善信托的减免税政策；另一方面进行长期刺激，以政策激励慈善组织重视个人捐赠，更加积极开展慈善教育和慈善文化的培育。

相信与此相关的税收减免、优惠法律、政策也已经在路上了。

第二，中国离征房产税、遗产税越来越近。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有(或有过)遗产税征税历史，比如美国遗产税采用超额累进制，税率在18%-40%之间，日本也采用超额累进制，税率一般在10%-55%之间。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中国虽然尚未开征遗产税，但是我们要做好十年内出台的准备。

《胡润财富报告2020》指出，中国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未来10年将有17万亿元财富传给下一代。

当前，中国正值第一代富翁把他们的财富向第二代转移，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推出遗产税，跨越代际的财富不平等就更难控制。

可见，要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开征遗产税也成为时代的选择之一。

目前中国人财富不少体现在拥有多套房子上，特别是“炒房族”，搭上了房地产造富的时代顺风车，获得了超高收益。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今年6月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第一财经报道，多位财税专家分析，继重庆上海之后，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有望扩围，为房地产税立法探路，积累经验。

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下，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试点步伐很可能加速，房子越多、价格越贵的富人，做好要交更多税的准备。

第三，在监管的铁拳下，“一夜暴富”神话再难创造，中国将回归实业兴邦。

无论是房地产造富，还是互联网造富，又或是资本进入娱乐圈造富，“一夜暴富”的神话很难再被复制，在强监管时代，中国将谨防“脱实向虚”，发展的重心在实业。

乍一看，发展制造业与共同富裕关系不大，实则不然。

目前中国的分配结构是金字塔型，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就要推动更多塔底的人向中间层流动，塔底的是谁？除了农民，就是产业工人。

中国有4亿产业工人，但由于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简单地说，1个美国工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13个中国工人。

这导致中国的产业工人的收入很难提升。

因此，提高产业工人的收入，就要从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素质开始，在源头上就要发展职业教育，这样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才有希望。

说到底，共同富裕，牵涉到我们已经出现以及将要面对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它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的一盘大棋。

现在，我们有幸目睹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被掀起了一角。

本文转载：智谷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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