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各种力量和要素的交织，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大流动受到较大影响，根据国际旅游组织（WTO）的数据显示，2020年国际旅游人数较2019年减少了10.74亿人次，同比下降74%，另据国际航空协会（IATA）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旅客运输量下降了66％⑤，是航空史上的最大跌幅，人口流动的受阻不仅影响了全球正常的经济社会交往，也催生了新的经济模式，“宅经济”“非接触服务”等新的消费和服务方式迅速崛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成为适应新冠肺炎疫情的主动选择。与此同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球产业大循环的流量和速度受限，而各国出于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也在不断推进国产替代甚至是本地替代，美日欧等出台政策吸引海外企业回流，产业安全被予以全所未有的重视。产业链的全球分工模式从“廉价众选”供应关系向“精选稳定”的供应关系方向转型[2]。从短期来看，尽管受制于资产专用性投资和流动性的影响，各国强化产业链安全的重新布局和产业回流目标难以快速实现，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对我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产生显著冲击，因此，进一步补齐相关领域的“短板”、提升产业竞争力尤其是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